父亲是1978年的冬天退休回家，时年刚刚55岁，据说是落实中央有关“干部年轻化”政策而提前退休的。对外说是身体健康之故，实际上是让他在乡下的口碑中留些颜面，摆脱没有文化的嫌疑。我们家后边有一块山地，父亲回家后没日没夜地挑土，持续近两年时间，直到把整个山丘挑平，后来做了屋场，在此修建了红砖新屋，可见父亲退休并不是因为身体。
他出生成长在旧社会，小时候给地主做过长工，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与其他同时期的干部相比，没有多少优势，但他聪明好学，记忆超强。我家新屋修好后，父亲就搬家了，在旧木屋的楼上，留下他年轻时的工作资料没有处理。我那时小学已毕业，能从文字上开始上认识另一个层面的父亲，时不时地上楼翻看，那里有很多的书和日记本，密密麻麻有各种会议记录和工作笔记，不少培训考试的试卷零星散落楼面，试卷全是打的红色钩，可见父亲学习是用功的。新铺大队有个姓马的赤脚医生，他说我的父亲参加会议，不用本子记录，会后凭记忆，就能做到一字不差，当然可能有溢美之词，但父亲的记忆好，是村民的公认。父亲禀性愚直，不善于言词，情急之下，有时他只会用他的拳脚代替那张很不灵活的嘴。他虽然是新社会的干部，但脑子里装的全是旧思想，并且这些旧思想伴随他进了坟墓，终生未改。平等、民主以及尊重等等新社会的思想，在他的脑海没有留下半点痕迹。
父亲退休回家，刚刚开始时，家庭关系还好，父亲钓鱼，母亲杀鱼，父亲出钱买鸡，母亲跑路下厨，但后来父母关系不睦，主因是母亲听力不好，而责任在父亲，没有足够的耐心去沟通，更没有好的脾气忍让。母亲对于父亲，是无条件听众，本不应该有什么争执，但母亲太过在意父亲的态度，对于父亲的说话，母亲是当作圣旨，从不敢质疑或多问。母亲听力不好，年轻时就有耳鸣的现象，我们稍稍长大后，发现她耳背十分明显。因为耳背而不能准确地理解，造成误会，免不了父亲的训斥，母亲对于父亲的责难，已成习惯，但这种情形发展到后来，父亲变本加厉，愈演愈烈，酒后有时拳脚相向。
在对待我妈及子女的态度上，父亲绝对是高高在上的，容不得一丁点的质疑与反问，在他的眼里，他是家庭最绝对的权威，每个成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在母亲看来，世界就应该是这样的，家也应该是这样，并且已成了她的习惯，并常常教育我们兄妹应该顺从。
在父亲退休之前，家里每日只有两餐，父亲退休后，母亲为了父亲，常常加多一个中餐，并且每次吃饭，只能是父亲吃后，我们才能用餐，家里来了客人，父亲陪客人坐在餐桌上，有说有笑地喝着米酒，我们几个小孩只能端着饭，夹上菜，去门外吃，而一直忙碌的母亲则要等到客人吃完后，才能边吃边收拾厨房。我的哥哥姐姐，他们跟母亲一样，都是优秀的臣民，对于父亲的教育或是安排，从来是顺受。我天生叛逆，反叛精神和斗争意识与生俱来，按照“爷爷爱长孙，父母爱满仔”的逻辑，我应该得到更多的疼爱，但我天生仗义而且倔强，让我受了不少的责骂，甚至少不了皮肉之苦，我经常当父亲的面质问母亲，“为什么他能吃，我们就不能吃？”母亲总是以“他是爹”来搪塞，一边愠怒地从父亲的菜碗里分一点香喷喷花生给我，也顺带给二哥分点，虽然有了胜利果实，但我并不领情，因为那是我抗争得来的，而二哥属于不劳而获。
在那个十分封闭的农村，我一个十来岁的少年，当初最简单的理想，居然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尽快长大成人，能打过我的父亲，当父亲打骂母亲时，能够有力地实施保护，或者说有资格不再受到父亲的轻待。我却始终觉得，自己的成长是出奇地慢，从来感觉不到成长的迹象，而父亲是永远不老，身板结结实实，直到自己要背井离乡，从军入伍，父亲让妈妈从别人家买来一个鸡为我送行，我们第一次同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但我依然不敢平视我的父亲。
因为父母关系不好，我与哥哥姐姐也是分边站队，因为二哥性格温和，从不与父亲顶嘴，而深受父亲的器重。二哥在法新中学读初中，虽然离家不远，但一直是在校寄宿，他的成绩很好，父亲很是看好好他的前程，对于二哥的要求，常常是有求必应，当然，二哥也是知满足守本人份的人，逆来顺受，也从不提过分要求。当时住校的费用一般不用货币结算，而是交纳米、菜、油等等，总之以实物为主。父亲退休后，十分勤劳，在屋后的菜园种了成片的白菜，为了保障二哥学业，菜要先交学校，才轮到家里吃用。而此时的姐姐已上班，大哥在城里复读，没有机会参与家中的争执，我与二姐紧跟母亲，住原来的旧木屋，由于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日子十分艰难，冬天靠烧稻草取暖，煎鸭油度日，虽然日子比较苦，但有母亲的呵护，自己并未觉得与人有何不同。
1989年3月7日下午，我当兵即将入伍，离开家，离开新铺，终于可以远离水火不容的父亲。离开，这是我的夙愿，但来得如此突然，是我不曾想象的，那一段时间，我的心情很好，脚步轻快，我体验到了少有的愉快。临别时，父亲送我出了家门，父亲的心思，难以猜测，平时话就不多，送别时，也是这样。他递给我20元钱，嘱咐我有时间的话，多给家里写信。在那一刻，我瞬间似乎原谅了父亲的不是，终究，此刻相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父亲是1998年7月过世的，时年73岁。当时我还在广州军区工作，而所在部队承担甲级机动作战任务。当时，因李登辉的台独欲望十分嚣张导致台海危机，根据军委和军区的部署，作训任务十分繁重，直到父亲病危进入弥留之时，我才仓促回到家中。父亲过世的前一晚上，似乎身体好些，很健谈，从晚上八点多一直到深夜十二点，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我坐在床边，我们似乎没有了以往的过节，终究血浓于水，一脉相承。我当时的内心其实比较复杂，想原谅，又难以理解，已宽容但又难以放下，我尽力履行传统的孝道，一个儿子的责任，不要让父亲觉得遗憾，或者尽可能地减少他的痛苦。
后来他说有点累，想睡了，第二天天亮时，发现父亲已溘然长逝，一个我一直想要战胜的父亲，就这样离开了。“自古忠臣多逆子，唯有宝黛入神州”。毛泽东喜欢读《红楼梦》，这是他1971年作《七绝·读红楼梦》诗中的两句，对于“自古忠臣多逆子”的理解，有不现的角度，毛泽东是革命家，站在革命的立场可以去理解忠逆，毛泽东是哲学家，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辩证法的无情规律一定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但在此语境中，更应以诗人身份来推演，少年毛泽东，也曾经历过与父亲的抗争，甚至以死相逼，后来加入革命的洪流，“敢教日月换新天”，建立一个全新社会，回顾诗人成长历程以及想到的种种不易，毛泽东从内心发出“自古忠臣多逆子”的感慨。虽然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山村少年，所谓的理想和抱负，有时只不过是“衣能遮体，食能裹腹”，不再受到父亲的轻等而已，远没有伟人少年一样的远大和光亮，但一想到自己年少时，一样桀骜不驯，与父亲争执不歇，我的内心曾涌动过因理解而生的热流。
父亲辞世之时，以当时的经历，我不可能十分地懂得人生的意义，更谈不上真正对父亲责任的理解。当时的交谈，全程是我在提示和引导，终究他的记忆和思维已跟不上他要表达的内容，也担心父亲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交办，怕有遗漏，我请他概括性地回忆一些重要的经历以及身后事的安排。他试探性地问我对于房屋的处理及他身后的安葬，我瞬间知道自己长大，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要作出判断与决定，而且不能流露出慌张与无能，一方面我要让他觉得儿子已长大成人，有能力处理好家里的事情，另一方面我要做出符合父亲意愿的结论，对于父亲百年后的墓地，他提出最好是屋后的石山上，那是我家的自留地，在我家新屋正后方三四百米的距离，站在那个位置，能够俯瞰我家的木屋与新屋，甚至整个新铺街，也许是父亲觉得百年后还想看到自己打下的家业。出于更加稳妥和周全，我希望父亲留下一个备选的方案，以防万一有变，不是认为那个位置不好，因为当时只有我一人在父亲身边，也许是父亲完全地信任，但我应该还要与家族的人协商，终究家族的祖墓地不在石山，而是永隆山。
当时父亲已进入弥留之际，我们都知道当时的状态，他同意了我的建议，同时说出了“也可安葬在永隆山”的遗言。对于其他几个事情的提问，我都快速而准确地作了回答，他以沉默的方式给予肯定。不知是不是如佛教所理解的顿悟，在与父亲临终对话的瞬间，我知道自己真正意义上的成人，父亲即将老去，未来的路我将寂寞地走，我不能再与父亲争斗了。
汪德文是我部队的第一个老师，是湖北人，据公开的媒体报道，现已是二炮某基地政治部副主任。1989年3月，我入伍云南80408部队，新兵分连队不久，政治部选拔新闻报道员，虽然我高中没有毕业，文笔还算行，由于自荐，受到政治部宣传科汪德文老师的认可，从而进入宣传科成了一名报道员，是他把我领上写作的道路，也是受他严谨文风的影响，我的文字功力才有了真正的起色。后来我考入南京的军校，他也因为新闻写作成绩优异被选拔去了北京，我们就分开了。再次相见已是七年后西宁，其时，我是司令部气象室的一名工程师，他跟随二炮首长到部队视察，我与他同榻而眠，彻夜长谈。他曾说“一个男孩要想真正的成人懂事，必须是在他的父亲死后”，这句话印象最为深刻。当时听后，十分地不解，觉得这种说法或是成长方式太过残忍，如果换一种方式接受，也许只是在他成长中留下的感慨，因为他刚刚经历父亲过世。当我的父亲临终之际，自己站在父亲的病床前，我对汪老师的那句话才算有了大彻大悟的体会。
父亲是儿子成长所需要付出的代价，父亲对于儿子是用来超越的，是儿子进步的阶梯。儿子是蛹，父亲是茧，破茧成蝶，才能飞翔成美丽的风景。
父亲过世后，最终还是选择安葬在距家两公里的永隆山，与爷爷奶奶长眠在一起。在送别父亲后的几十年，我常常试探着更深层地去理解他，当自己也成为一名父亲后，我希望规避我的父亲曾经的一些缺陷，让自己做一个合格的温暖的父亲。但仔细想来，父亲没有太多的不是，只是自己的年幼无知或者说没有沟通的渠道，终究他成长于旧社会，洗涤不了历史的印记。
其实父亲在街坊的口碑是十分好的，正直无私，且为人善良。他作为一名干部，从不侵占任何集体利益，这样的结论是社员们在比较中得出的，他们说还有哪些干部，是如何多分多占集体利益，只有我的父亲，堂堂正正，在补齐工分价差时，不差一分一毫，分配粮食时，不多占一斤一两。记得有一年，二哥放牛，分给我们家饲养的那头黄牛，因为贪吃岩石边的草，摔死在冇底岩，二哥当晚不敢回家，是妈妈发动邻居们打着火把才把他找回的。虽然牛是自己摔死的，牛肉被生产队分吃了，父亲回家知道后，还是拿钱补偿了集体。赔了多少，记得不清了。但街上的人说，有谁家也有类似的情况，没赔钱，也没扣工分，“还是李书记做事过硬”。父亲退休前，在银行负责农业贷款，村民都说他“从不拖延卡要”，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从未因此产生过不正当的想法，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他亲手劳动所得。
父亲常常用自己的工资资助贫弱的乡邻，从不提及，把钱借给有需要的人，从未主动去收回，母亲对此很是不理解，常常抱怨，这也是家庭冲突的原因。因为父亲不在家，缺少劳动力，经济条件本来不是太好，在父亲对家里苛刻的情况下，对外人又是如此的慷慨，我们都不理解为是他的胸怀或是良善，只是认为父亲不好，没有很好地尽一个父亲的责任。父亲的生日是农历4月初8，与菩萨同生，父亲这些难以理解的举动，妈妈不得不去父亲生日因素中寻找解答，当然这种说法不能正面解读。
父亲的善良，无论是在生前还是身后，在村民中得到广泛的认同，特别是在他过世后，经常有人提到父亲的好。70年代中期，一次，街上一个地主成份的社员，因为家里没有粮食，好几天没有开锅了，天亮时去到他家屋后偷了集体的几个萝卜，被社员发现，当天就被生产队吊在聋子家的堂屋里，全队的人都在围观，批斗，傍边还烧着烈烈柴火，我清楚地记得那个社员舌头已伸出在外，口里吐着泡泡，生命已是奄奄一息，父亲不知是从哪里刚刚回来，一看到那个场景，不顾群众劝阻，立刻把他抱了下来，平放在地上，救了那人一命。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父亲的行为举动，需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在风平浪静的治世是难以理解的，但在当时，无异于政治自杀，并且还可能牵涉家人，但我的父亲没有一点犹豫，义无反顾。那是一条命啊。
父亲选择安葬在永隆山，是因为爷爷奶奶的墓地也在那。在农村改革以前，阳山与阴山（注：是一种迷信的说法，类似于阴间）是分开的，阳山生产队管，阴山是按照习俗处理，但从80年代农村分田到户以后，山地已是有主，永隆山分给了另外生产队马姓人家，占用别人的山地，是要与山主协商并得到同意的，但我的大哥在办理此事，仅仅与大队干部进行了商议而忽视了山主，造成对方不满，他们认为无论是大队还是我家，都侵占了他家的利益，马姓山主不认可各方的解释，但最后明确表态，同意我的父亲安葬此处，是尊重我父亲的公正为人，是一个好干部，他们说，“作为干部，李书记从来不偏不倚，说公道话，做公道事，希望好人有一个好报。”从马姓山主对我父亲百年后的态度和评价可以看出，我的父亲是受人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