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调入部队政治部机关，是因为我的自荐。
大概在1990年的年初，化验室解散，我到连部任文书，因为没有什么仪式感，具体时间已记得不清，包括此后的历次变动。连长徐宪刚，山东人，长年累月的训练，古铜色的皮肤显得十分精干。连部枪械室隔壁有两间房，我与河北籍的魏姓卫生员各住一间，在连队，能住上单间是十分奢侈的。连长对我十分信任，除协助他做好训练计划，管理好的枪械、弹药以及连队战士档案外，其他琐碎事务一般也交由我处理,比如连队的上传下达、物资保管以及文案写作等等，虽然是个战士，回到连队只有半年时间，我觉得自己每天在学习，在进步，成天十分地忙碌，有时工作到深夜。
到了五六月间，连长接到政治部汪德文干事一个电话，希望连队推荐一名文笔较好的战士，尽管连长有些不舍，他第一时间还是想到了我，写作不是我的强项，知识结构甚至有缺陷，为了有更好的精力备战高考，我早已放弃历史、地理科目，但为前途计，只能视之为救命稻草，于是将一首叙事诗邮寄给政治部的汪干事。诗歌讲述了一名热爱和平的战士，在出征前夕种下南瓜，期待中秋的收获。然而战斗结束，南瓜成熟，主人没能凯旋，他已牺牲在战场。汪干事收到稿件后，电话回复称同意选调我去宣传科。
对于职场，我如一张白纸，因为程序错误造成误会。在几周过后，并没有等到想象中的电话，也许心急，也许是出于对前途的执着，我又连忙将当时新近写好的小说《悠扬的牛铃》誊抄一份，准备搭连队的生活车，亲自送给汪干事。
部队机关设在沙坡，制氮连距离机关有十七八公里，因为公路陡峭蜿蜒，坑坑洼洼，感觉路途遥远。相对山沟里的连队，那也是个大地方，至少地势稍稍平整些，在机关大院的东侧，有一眼温泉，常年出水量很大，足够机关和附近的直属队干部战士洗浴之用。一天下午，我通过司务长田黎明在司令部的老乡郑飞飞找到政治部，不巧汪干事外出，恰恰此时，在楼道内碰上政治部唐主任----他是政治部首长，按程序，我是没有资格向他汇报的。我硬着头皮说明来意。唐主任是四川人，中校军衔，个子不高，圆脸，稍显微胖，因为嘴巴宽大，机关干部私底下给取了个绰号“唐老鸭”。大概他也听汪干事讲过我的事情，没有仔细翻看我的稿件，应该只是看了看字迹，就说你回去吧，会通知你的。
果然，在第二周星期一早上，我接到汪干事电话，让我当天上午就去政治部报到。因为与主任偶遇，跟他说过自己的事，造成汪干事误会，他对那些邪门歪道的事十分反感，虽然没有明说，但他心里认为已应承过调动之事，为什么还要越级去找首长。其实，我没有任何的经济能力开后门拉关系，我的心灵如同钱包一样干净，战士只有18元津贴，我离家时，父亲给了20元，要我买点信纸和笔，多给家里写信，到了部队才知道，我是彻底不能如他老人家的意了，在楚雄新兵连时，买了两双鞋垫、一副扑克和一个包，就分文不剩，此后，我不得不打消上街的念头。家乡有句俗语，“穷家富路”，指出门在外，一定要带够盘缠，与我同期的乡下战友，一般都在选千元以上，我厚道而迂腐的父亲，把外面的世界想象得多么美好。
孙湘义与我都是同年新兵，新邵人，我与他同在一个办公室和宿舍，他先到宣传科，高中读文科，写新闻稿上手快，经常有稿件在军地报刊发表，对我而言，文笔不是我的强项，诗歌散文，尚可敷衍，新闻通讯的写法，一时还没有找出门道。科长姓郑，少校，河南人，一个多月后，见我没什么动静，过来问我，旁敲侧击，希望我能努力，不要辜负政治部领导的期望。对于当时状态，我只能沉默以对，暗下决心。当天晚上，我一气呵成，写下《失败的启示》，没过多久，便发表在《昆明日报》。有了铅字文章，不仅是安慰了自己，更是稳定了郑科长的“军心”。新闻稿不能凭空捏造，我成天坐在办公室，闭门造车，自然难有稿件见报，好在部队没有强调稿件内容，于是我采取迂回策略，一是走文学路线，无病呻吟，故作哀伤，写些小诗，另一方面，主动与地方接触，挖掘线索，投稿时，遍地撒网，不多久，便不时有小稿发表在各类报刊，我与汽车连老乡林永生合作采写的通讯稿《浇开蓓蕾辍春天》发表在《云南日报》、《红河日报》，文中的代课老师因此转了正。
汪老师是湖北人，中尉军衔，他对我有知遇之恩，是他把我从茫茫人海中选拔出来，我心怀感激，只是当时置身事中，人微言轻，尊重大过感激，因此不曾称呼一声“老师”。及至我大学毕业，随着阅历丰富，才认知到他是我人生事业最为重要的老师。
在我的印象中，汪老师似乎有精神洁癖，嫉恶如仇，眼睛揉不得沙子，他认为好的、科学的、正确的，就会去学习、去弘扬；对于假的、恶的、不正确的，他敢于无情地批判、鞭打，不留余地。他曾私下跟我说，他小时候有两个梦想，一是想当兵，现在实现了----不可预料的是后来成了军队的高级干部，另一个是想娶个山东人做媳妇，毛泽东对山东人有特别的好感与信任，不知为何汪老师也对山东人情有独钟。其时，他已在老家结婚，对于如何实现第二个梦想，我不敢多问，但后来我们在北京的交谈中知道，他的人生没有憾事。
汪老师思想上颇有现代意识，务实而激进，他曾批评过“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荒谬，他认为臭皮匠就是臭皮匠，三个臭，十个也臭，百个也臭，但他同时在其他文章中，强调群众观点，在工作中践行群众路线，可见，在他的政治准则中，臭皮匠不代表群众，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汪老师思维敏捷，观察深入，常常有大作发表在中央级主要报刊。他曾利用实习机会，对南京至北京（或是兰州？）沿途20多个团以上单位进行调查，针对基层不珍惜荣誉问题，他呼吁各级部队要重视荣誉建设，文章一经《解放军报》发表，立即在全军引起强烈反响。
汪老师出身农家，凭自己的真才实学考取大学----后来，又因新闻业绩优异，被选调到北京总部。他对当时部队的一些不正之风十分反感。因而，在最初一段时间对我抱有成见，但我始终怀有感激和敬意。随着相处，误会渐渐消除，他对我很关照，经常帮我修改稿件，让我一生受益。他调去北京后，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青海，一次他从北京到青海调研，通过司令部找到我，当晚，我们同榻而眠，彻夜长谈。汪老师毕业于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正规的科班出身，文风正，写作格式规范，在我的记忆中，他任务繁重，工作勤奋，是位高产的作者，经常几天几夜连续加班，他的稿件，大块头的深度报道较多，为赶时间，我经常要帮他誊抄稿件。他对我要求严厉，稿件不能有一字一标点的错误和涂改，受他影响，我的写作能力提升很快。他修改符号规范，尽管有时改动较大，我仍然能识别一稿、二稿、三稿的不同。他一般不会涂改原文，对于需要删除的部分，他会标识两个连续的圈圈，以示对作者的尊重。作文，如同做人。
沙坡距离曲江镇有五六公里，是个小地方，小到地图上没有任何标示，我在这里遇到伯乐，也在这里播种理想。虽然每天做着琐碎事务，抄抄写写，管理过图书室、广播室，辗转石屏、楚雄，为基层部队订报、退报，有时为了节省出差费用，不动用报刊款项，爬过佬倌的拖拉机，住过其他部队免费的招待所，但也是在这里，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思考未来：我究竟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何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我应该是1990年的5、6月间调到政治部，转眼就到年底。按照往年的惯例，当年应该可以报考机要专业，但不知何故，我不符合条件，面对一年一度的退伍，自己转眼将成老兵，如果继续留在机关，最多成为一名士官，虽然来自农村，但这不是我的目标，大半年的机关历练，更加坚定我对未来的信心。一天上午，唐主任跟我说，要安心工作，过一段时间，将发展我入党。成为党员，是进步的表现，是很神圣的事情，是普通战士转为士官的必要条件，对很多战士来说，梦寐以求。但我有自己的理解，如果不改变身份，退伍回到新铺，将一事无成。修理地球，不需要太多条件，如果没有知识和文化，就没有资格更好地为国家为社会工作。于是我很委婉表达了想去连队的想法，以放手一搏，做好来年高考的准备。
补记：王小方，二中校友，与我同期入伍，一直在部队政治部电影队，他懂得生活，热爱生活，至今记得拿个小板凳，坐在机关礼堂台阶上，悠闲地剥着皮蛋，吃着早餐。向小方战友问好！
（2021年3月于佛山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