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日复一日，工作按部就班，如果不是近来看书、写字觉得视力模糊，我不太会关注身体变化。不知何时开始，睡眠时间有所减少，睡眠质量不高，并且精力下降，容易疲劳，非冠疫情之前，一鼓作气便可翻越贞山，过后不觉体乏，近来爬山，明显体力不支，不仅中途需要休息，四肢酸痛两三天不退，这些现象，在进入知天命之年后，越发变得明显，我知道，岁月不饶人，所谓人生短暂，区区几十年而已，百年人生，对大多数而言，只是一种美好的祝愿。
既往不究，方能翻开新篇。站在知天命之年的门槛，关于生命的议题，常常在脑海闪现，我不得不思考一个让人困扰的问题：生命，当如何落幕？自出生始，每个人必定走向死亡，但如此唯物和理性，对于生活和生命没有实质的帮助。蝼蚁尚且偷生，因而没有人不留恋生命，当时光款款前行，生命不可止步，人们便或深或浅地设问“有无来世”，这样的疑惑，不是出于科学的探究，一般只是对于功利的需要，并以此决定个人的处世态度。我自青少年开始，学习唯物理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无不是基于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知行合一，并以此演化为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方法论，让一个脱胎于封建思想和迷信文化盛行的农村少年，在灵魂的深处得到解放，我崇尚科学，追随科学，致力于格物，遵从于自然规律，不唯心、不盲从，及至现在，远天而近土，在对待自己将如何老去的问题上，我越发觉得曾经执着追求的理论不能给予更多的帮助，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解决不了精神的归宿。毫无疑问，我从未质疑过唯物思想，并且，始终不渝地相信唯物理论有助于我更准确、更客观地认知自然、解释自然，更真实地接近自然，但是，当生命垂垂老去，肉体何去何从？灵魂何处安放？它不能帮助我更好地解决这些认知障碍。
可做两个假设，一、假定每个人是理想主义者；二、假定他们都奉行唯物史观，在两个假设同时成立的前提下，如果没有道德的自我约束和法制的外力干预，我们将进入到一个怎样的生存境况，不得而知，但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一定会具有不讲人道、不顾人伦、弱肉强食、自私自利、没有友爱，一切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特征，仔细想想，这些特征难道不正是自然界野兽的生存法则吗？由丛林法则主导的社会一定不是人类所希望的。
如果从研究的目标来说，孔子与马克思算是同道中人，都试图解决人的问题，特别是人的认识问题，在对待来生的态度上，老马的理论是清晰的，认为人死如灯来，没有来世。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信奉唯物主义，终生不渝，垂暮之年虽然常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但他是纯粹的唯物者，百年身后，只会到马克思那里报到，但我觉得孔子更务实，更中庸，从人的需要出发来解决问题，当子贡问孔子人有无来世时，孔子说，不能讲，如果我说有，那么位高权重者，就会生前享尽荣华富贵，死后亦是厚葬，甚至用人陪葬，来世仍享荣华富贵！如果说没有来世，那么这些人一辈子做尽恶事而无所顾忌，甚至父母死后，抛尸荒野，不忠不孝！从绵延人类的幸福来说，我虽然不赞赏孔子的态度，但他的回答更有善意和温情。
新铺大队有一个马姓的赤脚医生，医术很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悬壶济世，终日往返田间地头，治病救人，广受乡邻尊重，空闲之时，喜欢讲故事，一次听他讲了个笑话，他说，很久以前，有个读书人，聪明勤奋，后来考取了秀才，一小偷偷了一村民的物品，被人告发到官府，秀才心术不正，受了小偷家人的好处，硬是黑白颠倒，信口雌黄，帮小偷打赢了官司，让小偷逃避了惩罚，这件事被阎王知道，早早地勾了秀才的魂。秀才来到阴间，质问阎王，说寒窗苦读，我才过了几天好日子，你为什么让我英年早逝。阎王厉声训斥，你不要以为你在人世的所作所为我不知道，你是非不分，颠倒黑白，帮助贼人逃避惩罚，全因你那张巧舌如簧的嘴，罚你投胎去做头猪都不合格，你的嘴不是很利害吗，你就去做那个母种猪的屁股，每年帮主人下一窝猪崽。我的家乡是一个封闭的小山村，那里流传着很多类似因果轮回的故事，因为谁也没有遇见或经历那些光怪陆离的因果，谁也不敢判断其真实或是荒谬，也正因如此，反倒解决了乡下人如何处世如何做人的问题，如何翻越“告别生命”的心理障碍，当一个人垂垂老去，他们不再有死亡的恐惧，只因相信善有善报，一生积德行善，死后自有好报。乡下人对于佛的理解，大多是些粗浅的认识，他们相信善因结善果，恶因得恶报，终生行善，自然能坦然面对“死去”。
稻盛和夫是日本知名企业家，在有生之年创办过两家世界500强企业，1997年6月，在一次身体检查中，当医生告诉他已经患上了胃癌时，他没有恐惧，仍就按照既定计划，继续搭乘火车去给一些中小企业家演讲，工作休息，与原来一样。手术后不久，他退居二线，正式皈依佛门，稻盛和夫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创办企业的成功，更因为对于生死的淡定态度，在生命将要落幕之时，选择相信“三世因果，六道轮回”。
我是个内心坚强的人，对于五十岁的到来，曾有过一些起假想，预知身体会有一些变化，但究竟有何种变化，没有具体的概念，当真正感知生命力开始下降时，我知道曾经的假想将要成为现实，不免内心伤感和落寞。如何告别尘世，如何作别过往，时不时在脑海中闪现出来，一年四季，我们只要花开的一瞬，但生命不能嘎然而止，我们的老去，如同成长，是一个对等的过程，漫长而苦涩，无聊而寂寞，人生有许多的选择，生来和死去除外。
谁都没有机会思考“生来”的问题，但都有机会思考如何老去。当生命落幕，我有四个希望：一是人生尽量少些遗憾；二是生命有基本的尊严；三是身体少些痛苦；四是如果有来世，我不做设想，下地狱上天堂，只希望上天秉公判断。
对于过往，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回顾自己坎坷曲折的一路，始终以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为重，响应组织号召，在大学毕业之时，主动放弃回昆明的机会，申请分配到青海工作，立志在戈壁沙滩建功立业，青年时期的选择，现在回想，让我略感欣慰。
我出生在武冈东部边陲的一个小山村，父亲是一名基层干部，母亲是普通的农家妇女，家里人口多，劳力少，物质贫乏，生存维艰，他们与大多数的人一样，终日为生存忙碌。 我在少年时期，经历苦难，有赖命运眷顾，算是顺风顺水，年少得志，少有挫折。虽然起点较低，仍然一路勇敢前行，从懵懂无知的少年青年，及至现在，事业小有所成，所有的理想与奋斗，如今看来与前辈们并无二致，如果仅仅是从生存的角度，我不应该有什么遗憾，也正是如此，不免觉得有所欠缺，当青春勃发，事业渐入佳境之时，特别是调入花都部队及省军区后，过早追求安逸，过于在意世俗的标准，因为知识结构的缺陷而狭隘理解前途，把官位大小与个人成就等同起来，在对待个人职务升迁问题上，不能客观对待别人评价，不能理性应对挫折，因为一两个人的态度，因为一些偶发的情况，便知足不前，轻易地放弃曾经的追求，以致错失很多进取机会，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没有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立言立功，没有建树，以致有负所学，有负时代，有负所愿，为此常觉愧疚。当知天命之年，幡然醒悟，有心向学，立志象传统的知识分子一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无奈心力不济，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母亲生长的农村，成长在旧社会，旧思想、旧观念根深蒂固，相夫教子是视为天职，自己年少之时，母亲陪我成长，与我共同跋涉苦难，当转业地方后，我曾许下宏愿，定要陪她到老，2020年8月，两次回到武冈，意欲把母亲接到身边，但终不能说服哥哥、姐姐，及至现在，她仍形影相吊，寄养在养老院，我不能相侍床前，母亲亦不能享天伦之乐，实为遗憾，此为二。
新中国自建国至今，已七十余年，宏观而言，国家政通人和，国力日渐强盛，百业兴旺，人民安居，法纪严明，国家之治几达盛世，但从个人观感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为第一要务成为广泛共识，曾经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亦已成为现实，但由先富帮后富的理想设计但并未达到预期，反而出现既得利益者抱团、贫富差距加大的现象值得引起重视，这两个互为因果的现象如果不加干预和控制，长此以往，难免产生社会隐忧：一是东西区域发展失衡，以及由此衍生的治理结构的差异，可能伤及一统文化。如果不对中西部地区在文化、教育、基础设施、产业等全方位采取超常规扶持力度，从根本上扭转人口单向流动趋势，不仅容易滋生上学难、就医难、出行难等社会顽症，还将可能出现因文化裂变而导致的地域对立。二是精英治理模式，可能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如果不适时改革官员考评机制，降低GDP数据或经济效益在官员评价中的权值，过渡强调保护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区利益、资本利益以及科技人才利益，势必伤害国家的公平和法律的公正，势必将进一步导致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
两点遗憾，我刻骨铭心，让我常常不能抒怀，两点担心，但愿只是杞人忧天，假若国本无伤，只当柳絮春风。在生命将进入下一个频道之时，我恪守物来顺应，未来不迎之准则，坦然面对将要的失去和即将来临的现实。
心若安好，便是晴天。
2021.4于南海
后记：近年来，本人一直撰文呼吁国家重视普通劳动者的劳动价值，缩小贫富差距，近日看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6月10日）》，内心十分宽慰，决定重发此文。我不敢居天功为己有，但愿国家在建设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再进一步，在《意见》的战略定位部分，强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验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完善要素参与分配政策制度，在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率先在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上取得积极进展。”这表明中央一种“缩小差距，共同富裕”的态度，普通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将迎来又一个春天。我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