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从小就倔。记得小时候,做错了事,父亲很少开骂,直接惩罚,煽我耳光,或是用牛发棘抽我。电影看多了,学共产党员,英勇不屈,任凭父亲痛打,当着他的面,决不会求饶哭泣。越是这样,父亲越是生气,就越是痛打,直到他打的累了才罢手。他离开后,我才会找奶奶哭诉。老实说,我小时候有点恨父亲,并不怕他。
有一次,村里有几个小孩,商量去偷一户人家的葡萄,几个大一点的去偷,他们让我负责放哨。说好了,脏物是要均分的,可他们只给了我一点点。偷窃,被主人家发现了,那几个大的就全赖在我身上,说是我去偷的。结果,主人家找上门来。我非常气愤,拿了家中一把菜刀,就直奔其中一个小孩家去,讨要说法。弄得很多人都围了上来,也把那被窃葡萄的主人家吓坏了。我觉得我很怨枉,我只是放哨,况所得甚少。现在想来,当然很好笑:大贼与小贼之分,岂不是五十步与百步。
这类故事还有很多。村上人给我取了个绰号:苗婆。奇怪的是,稍大点后,这些毛病就改过来了,变成了一个好孩子。比如,遇到一挑担子的老婆婆,我会主动去帮他。与我同屋住的一老婆婆,是靠打草鞋来找点零花钱的,我觉得好玩,也常帮她做点事,比如搓草绳,理稻草,她很高兴。多年后,她遇到了婆媳间不顺心的事,见着我的时候,还与我这个公家人说叨说叨。所以,村上的人常说坏孩子也是可以变乖的,例证就是我。
但禀性其实是很难改变的。我曾在学校一机关工作过,那年月,还不时兴电子办公,往来交通,主要靠信件。学校附近有一邮局,我时常去寄信。为了免得老是去购邮票,也事先多买点。有一次,我事先贴好邮资,去寄一挂号信,邮局工作人员很不高兴,一过秤,说是还应再加一元多,我从口袋里掏出先前的邮资就贴。那营业员说不行,要在她那买,我不依,就吵了起来,信也不在那寄了,跑到较远的邮局去了。
回到办公室后,越想越窝囊,气不过,就给区邮局领导写了一封信,告了那营业员黑状。让我没想到的,大约两个星期后,那营业员在学校宣传部的人陪同下,跑到我办公室,向我陪礼道歉,说是他们正在整顿工作作风,局长很重视这事,严肃地批评了她。为了证明她确有诚意改过认错,她请我一定得再写封信给局领导。我当然从了她。事后听说,她是很记恨我的,说是因此停发两个月的奖金。这下,弄得我倒觉得不安了。
还有一次,我与一同事上解放碑的书城去购书,回来在起点站坐了一公汽,是开往沙坪坝的。上车走了一段距离后,售票员让大家买票,我听出了这车不到沙坪坝,只到石桥铺(途中一站,还有三分之一的路到终点站)。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多次,天较晚了,司机就不想再走了,常甩客。这次,我不想依了,就与同事说:今天除非他们开到沙坪坝,否则我们绝不买票。如何办,看我的。
一会儿,售票员过来了,要我们买票,我说到沙坪坝,并掏出了全额车费,不用她找零。售票员说:我们不到沙坪坝,只到石桥铺。我说:到沙坪坝,就买票,石桥铺,不买。吵了一阵,拿我们也没办法,她去收其他人的费用去了。
到了石桥铺,车上的人都下完了,我俩还没有下车的意思。司机与售票员火了,说我们想干吗?我说我们只想去沙坪坝;问题要是不能解决,你把我们拉到总站去,找你们领导说说理。他们当然不敢,态度也软下来了,说:不要你们买票了,服了你们了,快下车。我们也不想闹大,也就顺势下了车。一下车,二人开怀大笑,同事说:我真服了你们湖南人了。第二天,他把这故事与其他的同事说了,都知道我这个湖南人的绊蛮。有人开玩笑说:难怪你们湘西出土匪!
我这个人认死理,不知变通。其实,在常人看来也吃过一些小亏的,但我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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