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郭祥正传》载:宋进士郭祥正,年轻时即有诗名,大诗人梅尧臣称其为天才诗人,是李白再世(“太白后身”)。神宗熙宁年间,郭初为武冈知县,后签书保信军(安徽)节度判官。当时王安石主政,郭祥正“奏乞天下大计,专听安石处画,有异议者,虽大臣亦当屏黜。神宗览而异之,一日,问安石曰:‘卿识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出其章以示安石,安石耻为小臣所荐,因极口陈其无行。”大意是说,郭祥正向神宗奏了一本,说是朝廷大事,宜听王安石专断。王安石耻于为小小的节度判官推荐,便说郭品行不端。
一、郭祥正是否无行
清人编写的郭氏《青山集提要》,说郭氏作有《熙宁口号五首》,有语:“百姓命悬三尺法,千秋谁恤两端情。近闻崇尚刑名学,陛下之心乃好生。”对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是有微词的。这与《宋史》本传所称的郭荐王,是有矛盾的。郭又作有《奠王荆公坟三首》,语云:“大手曾将元鼎调,龙沉鹤去事寥寥。”又云:“平昔偏蒙爱小诗,如今吟就谁复知?”对王安石又加以称道,并称王很喜爱郭的诗文。说王安石排摈郭氏,似又说不过去。《提要》对此加以解释:“盖述知己之感,所以自明依附之因,刺新法之非,所以隐报摈斥之憾。”意思是说,郭作诗文称道王及王喜爱其诗作,是表明郭为何会依附他,而作诗文讥刺新法,又表明郭暗里报复自己遭受王氏之排斥。
其实,说郭氏无行,实则因郭反对新法。王以此论定一个人,是说不过去的。司马光、苏轼这样著名的文士都反对过新法,不能就此说二人无行。政见不同而诋毁他人的人品,终是不可取的。
郭祥正曾因平定梅山(湖南新化一带)的少数民族有功而升迁殿中丞。熙宁年间(神宗年号)中知端州,“留心政术,以靖蛮方,民乐其化”(《大清一统志》卷三四六),元丰间(神宗年号)间通判汀州,“有善政”(同上,卷三三三)。如此郭祥正,能说人家无行么?令人遗憾的是,郭在武冈的政绩,于史无征。
元修《宋史》本传只是称郭为“小臣”,宋人魏泰《东轩笔录》卷六记载此事,更称王氏“耻为小人所荐”,由“小人”而变为“小臣”,也许也是修史者觉得太过了吧。南宋史学名家李焘编《续资治通鉴长编》注引魏泰一文时,便指出恐怕未必如此(“恐未必尔也”)。他对此很慎重,并没有将其写入正文中。
二、王安石同保岩题刻缘由推测
王安石在同宝山题有“砯崖”二字,小时候就听说过,从小至今,我都将信将疑,总觉得王荆公不大可能亲至一小小的武冈题词的。读过三畅老师作的《同保何处觅半山》,很受启发。冯梦龙《警世通言》有一文《王安石三难苏学士》,黄老师说:“冯梦龙的《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中关于武冈的情节,其事实根底我想就是王安石到过武冈,探过‘武冈山’上的岩洞。”这就为王氏到过故乡,找到了一依据。以小说来释证历史,有之,有学者就以“三言”、“二拍”来研究过宋史的,也有人以白话小说研究过宋代社会与经济的。黄老师的解读,可备一说。
读完黄老师的文章,我在后面留言:“王安石为何会有题刻存于武冈,我也试着找出可靠的史实根据。遗憾,至今未见。”从史的角度看,唯一能够让王氏与武冈发生联系的恐怕就只有郭祥正了。据《东轩笔录》载,王早在江东就与郭相识了(其时尚是仁宗嘉祐年间),后熙宁年间郭为武冈知县,其时王安石已任宰辅,早与王大人相识的郭请王题词,应是可能的,王或许就应约而作了。拿到了王大人的亲笔手书,郭知县再请人题刻于同保岩。这一切,也许就是我们所要知道的答案了。
问题是,“砯崖”二字旁边还署有“半山”二字。这“半山”是王安石的别号。据清人顾栋高《王荆国文公年谱》(即王安石年谱),王安石元丰二年(1079)罢相后居南京蒋山修了一“半山园”。王的别号即源于此。如此,与熙宁年间任武冈知县的郭祥正请他题词,时间上又不相合。能否可以这样解释:当初,郭请王题刻时所署之名不知原由地不复存在了,现在我们所见的“半山”二字是后来署上去的。
推测毕竟是推测,不是铁证!王安石是否专为武冈题过词,看来还是疑团重重,难有定论,仍留待人们去探究,也许永远也不会有答案。
附:原文曾帖于他处,重帖于此,有较大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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