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背后的悲剧人生

《色·戒》背后的悲剧人生

7月5日晚，中山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黄修己做客香山讲坛，结合自己的研究和认识，为市民一一阐述。我听了黄教授的讲述，学到了不少新的观点，

现摘录主要观点如下。

早在1978年《色·戒》在台湾发表的时候，就有台湾著名作家写文章批评它，认为张爱玲在歌颂汉奸。黄修己说，一生只为自己的作品辩护过两次的张爱玲在看到批评后，当即写了一篇题为《羊毛出在羊身上—— —

张爱玲动手写《色·戒》是在1950年至1953年之间，之后她对作品进行了多次修改，直到1978年才发表。张爱玲在事后的一部小说集子的序中讲到：《色·戒》其故事曾经让我震动，因此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并不觉得时间的漫长，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根据序言，我们可以知道，张爱玲想通过这一题材为自己的一段特殊的经历做一个总结清理，或者说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这是张爱玲的爱情观。黄修己说，张爱玲的那段历史和她的爱情紧紧拴在一起。抗战时期，张爱玲是上海沦陷区首屈一指的女作家。也正是这个时候，一个汪伪政权的大汉奸进入了她的生活。这个人长得一表人才，但天生一个唯我主义者，薄情而且好色，身居高位，且仰慕张爱玲的才华。出于好奇或者其他原因，他主动走近了张爱玲。一直缺少爱情的张爱玲对于这样一位大人物主动接近自己，非常感动，于是在不顾对方已有家室和外界的漫骂，甚至还可以和他的情妇同桌吃饭，连人格尊严都可以不顾及的情况下全情投入到大汉奸的怀抱。最后，大汉奸成了她的第一任丈夫。1945年，抗战胜利，全国都在追查汉奸。一往情深的张爱玲又不顾路途遥远，从上海赶到温州送给丈夫30万元，帮其经香港逃往日本。有人分析，张爱玲的这种举动和其家庭有关系，因为她在家里没有地位，自己长得又不漂亮，缺少社交，缺乏正常人应该有的爱情生活。

虽然身为大汉奸的妻子，但是张爱玲心里还是有着一份良知和是非感，知道和汉奸一起不会有什么好处。为了和大汉奸结婚，张爱玲背负着沉重的思想负担，她也曾多次拒绝了日本方面的邀请出席有关活动。1947年，张爱玲给自己的第一任丈夫写了最后一封告别信。历史发展中人充当着悲剧角色

黄修己说，电影《色·戒》突出表现了人的生存环境：电影开头第一个镜头就是一只狗，接着就是特务巡逻，后来不断出现马路上的特务和走来走去的警犬。紧张，压抑，一切都在表现当时人的一种生存环境。电影进而表达：在如此环境下，人性已被扭曲。

“电影里所有被讲到的人没有一个是正常的人，易先生最为突出，他不相信任何人，整天生活在紧张之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在他那里都变了味。”黄修己说，“性本来是人性的一种，很自然的，但是在电影里，也变味了，变成了一种工具。”易先生这么一个恐怖的特务头子只有通过一个女人的身体，才能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有力量的男人。同样，从开始的不懂性到后来的疯狂，整个过程说明了在那种氛围中，王佳芝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觉得自己是个女人。     王佳芝开始是被人当作一个色诱的工具，后来，她陷入了一种性的享受，最后从性到产生感情。这一切是为什么？因为现实生活中已经没有多少东西让她留恋：她的父亲去了伦敦把她一个人丢在国内，她从香港到上海投靠舅妈，舅妈只是把她看成是“多了一口吃饭的”，她的心上人也没有保护她，她的同学看不起她，她的上级组织更是对她非常的冷酷无情，连一封遗书也不给转交。     黄修己说，正如李安所要表现的，在那么一个历史背景中，除了性人什么都没有；只有性，才能让人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这就是人的悲剧，人类社会的悲剧。《色·戒》解构了一种历史观电影特地用了一张挂在易先生办公室里的一张旧照片。那是一张易先生年轻时候的照片，照片上身穿军装的他英气勃勃。可以想象，当初易先生也可能是一个热血青年。如果不是历史的发展出了问题，他不会去干特务。他被推向深渊后，在非常可怕的特务生涯里头，他的灵魂受到了腐蚀，变得很可怕，非常孤独。

黄修己说，这一切是谁造成的，个人有责任，但归根到底是历史造成的。李安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应该怎么看人，怎么看历史，它已超越了政治分野的认知层面。以往我们看电影或者评价电影，往往是从一个政治层面出发的：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革命者，谁是反革命者。易先生和王佳芝都是历史的受难者和牺牲品。拓而广之，在那样一个年代里，无论是地下工作者还是汉奸，都是历史的受难者和牺牲品。

“从原始社会进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而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进步，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为什么呢，为了历史，我们脑子里头，通常的历史观念都是这样的。”黄修己说，“《色·戒》可以说完全解构了这么一种历史观念：不论是张爱玲也好，李安也罢，他们看到了历史发展中，人往往就是其中各种力量较量中的棋盘上的棋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