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78年，从记事起就知道“计划生育”。
未上学之前，看到很多“凶神恶煞”般的人物在村里拆屋、牵牛、赶猪、挑谷子，鸡飞狗跳、哭喊一片，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吓傻了。听大人讲，那些人是搞计划生育的，从那时候起，“计划生育”是我心目中“恐怖”的代名词。每次看到这些情况，爷爷就在一旁摇头叹息：干这些绝代的事，会遭报应的。对于敢怒不敢言的老人来说，只能在心里咀咒这些人“遭报应”，但是这些人遭到报应么？基本上没有。唯一听说遭到报应的事，是本县另外一个乡的一个计划生育对象，因为计划生育逼得太紧，一气之下，用锄头将负责计划生育的副乡长砸死了，如今想来，这也不是“报应”，而是“两败俱伤”。
上学后，才知道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懵懂知道，计划生育等同于“罚款”，同时也知道新中国有几个显著的标签：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等。这几个词语成了我中学时期在政治科目考试时候的万金油，只要是回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内容的论述题时，写上这几个词语，总是不会得零分。
计划生育，在我内心中已经从恐怖到强迫式接受再到疑惑不解，对于我这个不喜欢学习的差学生来讲，总以为计划生育跟考试内容一样，虽然憎恶，但是不得不去接受，只好换一种方式来发泄自己的不满。1990年，上初一，第一次接触英语，为了便于记忆，全部用汉字标注，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段对话：
How are you?（好阿舅）
Fine,thank you,and you?（罚你三胎计划生育）
无奈之情可见一斑。
计划生育对我来说，虽然个人有万般不满，但是一直未曾往深处细想，也不曾兴起质疑这个“基本国策”的念头，自己在婚姻与生育问题上，严格遵守计划生育政策：33岁结婚，35岁生孩子，典型的晚婚晚育。
用哲学观点来讲，以上我对计划生育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自从读了何亚福先生的《人口危局》一书后，才知道自己的感性认识与何亚福先生的理性认识之间的差距是多么的远。
何亚福先生长期研究人口与生育问题，是自主生育倡导者，近10年来，写过700多篇有关人口与生育问题的文章，2013年将部分文章整理出版《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书。
收到何亚福先生的《人口危局》后，花了个把月时间仔细研读，很多盘旋在心头的问题犹如拨云见日般豁然开朗，尤其对《“中国人口太多”只是一种错觉》、《对各种人口观点的批评》、《反思中国人口政策》、《中国人可以自主生育》等章节内容大声叫好。
通过教科书上，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口太多”，超过13亿，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通过何亚福先生的理性分析，“中国人口太多”真的只是一种错觉。从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上看，1840年占1/3，20世纪初占1/4，到了2012年，中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9.3%了，这些数据同时也表明，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比不上世界平均水平；从人口密度上看，中国141人/平方公里，德国229人/平方公里，英国260人平方公里，日本337人/平方公里，印度382人/平方公里，韩国503人/平方公里；即使中国只有一半的土地适宜人居住，人口密度才282人/平方公里。一个国家的人口是多还是不多，何亚福先生说：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慢，无法提供充分就业机会的国家觉得人口压力大，反之亦然。
我在广东打工，朋友中大部分人是搞工厂、公司管理的，这些年私下交流中感慨最多的是人员缺乏，招不到工人，某上市公司老总曾跟我开玩笑说：你给我招200个工人来，你就可以把我当孙子使唤。当然，玩笑归玩笑，说到底，在广东这些开发城市，绝对不会嫌人口多。君不见，“工人荒”“招工难”曾一度充斥各大媒体头版头条。
说到计划生育，不得不提马寅初先生。马寅初先生说：“两个孩子的有奖，三个孩子要征税，四个孩子的要征重税。”他认为“一个孩子要求家庭的开支，还抵不上要求国家的开支大，因此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他这些观点，为以后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这些观点，何亚福先生认为是错误的：把孩子抚养成人过程中，家庭投入是主要的，国家投入只占很少一部分；孩子长大成人工作后，对国家的贡献远大于国家对这个孩子的投入，因为国家通过税收连本带利回收了之前的投入。
看到这里，我试着回想了一下自己的成长过程，貌似没占国国家的“便宜”，能长这么大，父母的付出是无法估量的。
当前，中国的人口政策是鼓励少生处罚多生，何亚福先生认为这种政策不符合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符合与时俱进的精神，他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口政策取决于生育率，而不是取决于人口数量、人口密度以及人均资源。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18，联合国发布的“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0 Revision）”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为2.52，发达国家1.66，发展中国家2.68。世代更替的生育率是2.1，低于这个水平，则人口减少，长期保持低生育率，最终会导致人口的消亡，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鼓励生育才是，为什么还要实行“鼓励少生处罚多生”的计划生育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释义》提出：公民的生育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的。但是我们选择自主生育时为什么遭到重重阻挠与处罚？就连生第一胎都要办“准生证”，没有准生证，照罚不误。前段时间，网上有人戏言：准生证都没有“准生证”，意思说所谓的准生证缺乏法律依据，中国的《宪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都没有提到准生证的问题。
“亚福拥有一双火眼金睛，能从任何问题中看出政府计划生育及其结果——超低生育率的影响。亚福的文章形散而神不散，看似小打小闹不成体系，实际上百川归海组成了一个完整而严密的反思政府计划生育的体系。”这段话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杨支柱老师给何亚福写的推荐语。他们都是学者，有丰富的知识与阅历，有缜密的思维与逻辑，能理性地分析中国人口现状与反思中国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而我，作为一个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农民工，通过网络，认真学习相关的知识，自认为得到一种精神文明的洗礼。
在我看来，中国还会坚持实施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理由有千万种，最直接的一种就是可以征收社会抚养费。当“罚款”换了一个马甲变成“征收社会抚养费”后，看起来“温情”了许多，却永远脱不了“敛财的工具”的这一本质，谁要挡了他们的财路，不被打压死才怪。记得曾有媒体用《乡镇财政靠社会抚养费：不生乡里吃什么》为题报导了“征收社会抚养费”的问题，多么直白呀，根本用不着拐弯抹角。
甲鱼也好，鳖也好，厨师将其加工、端上桌给人们吃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道菜是“王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