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中文网专栏作家 张小彩/文
富士康员工颜利或因过劳而死、广东本田工人罢工,以及所谓“富人移民潮”, 这是近期最吸引人们眼球的新闻热点。分析三者之间的联系,笔者认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於政府而言, 富人是“眼前”,工人是“未来”。 因此,在劳资关系中,政府应尽快制定相关法律,允许工人以罢工制衡资本。
(2010年5月31日,本田佛山零部件厂一名罢工工人在厂门口展示他在与“工会代表”冲突过程中留下的伤痕。 摄影:路透/Bobby Yip)
在媒体报导的新一轮“移民潮”中,富人亮出了财富的翅膀,要跟中国说再见。国内媒体报导,继2003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移民潮後,2009年开始,中国出现了第二轮移民潮。与第一轮移民潮相比,这一轮移民潮的特点有三: 第一,移民主体不再是知识分子或技术工人,而是发了财的富人;第二,他们带走了在中国国内赚取的大笔财富;第三,转换国籍後,子女留在国外,富人回头继续把中国作为挣钱发财的主战场。
一方面是富人的财富满得溢出了国境;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底层劳工的生活愈加艰难。
–职业病:4月28日,卫生部公布的《2009年全国职业病报告情况》表明,职业病已经成为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全国涉及有毒、有害品的企业超过1600万家,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数超过2亿人。有专家估计,单是开胸验肺的张海超所患的尘肺病的实际发生人数就已经超过100万。
–伤残事故:据《广州日报》的报导,珠三角企业每年发生断指事故3万宗,被机器切断手指4万只。浙江永康被称为“中国五金之乡”,也成了“断指之乡”。
这些职业病和劳动伤残事故的受害者多是农民工,劳动保护不足或超时加班是两大成因。而这些职业病和伤残事故的受害者很难从就职企业获得补偿。他们维护自身合法利益难度之大,从张海超为证明矽肺病而开胸验肺可见一斑。
事实上,职业病和因工伤残还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工人因为过度劳累,健康受损,潜在的健康问题可能在多年之後爆发。
5月27日,富士康员工颜利在家中死亡,据媒体报导, 这名员工是在连续工作34个小时, 休息不到10小时,再连续工作12小时後猝死的,但工厂方面否认了“过劳死”的说法。
汹涌而去的富人和健康受损的农民工从两个方面证明, 如果继续靠低工资、低福利和高污染、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政府会顾了眼前,丢了未来,成为输家。
部分富人们在摧毁农民工的健康和消费能力,再将他们的家园糟践成污染重地後,轻轻地挥一挥手,带着财富、带着儿女绝尘而去,政府将不得不孤独地面对几年後由於大批农民工健康被损毁而导致的劳动力质量的急剧下降和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的巨大压力。
往实里说, 富人长着财富的翅膀,没有翅膀的工人才是把未来真正和政府绑在一起的人,他们的健康、他们的福利、他们的消费能力、他们的子女教育才是政府的未来。必须注意,移民後再杀回马枪的富人工厂主,其社会责任感会进一步退化,会更急功近利。因此,政府再也不应为了眼前的税收和GDP,而无视、甚至纵容资本伤害工人的利益了,放手让工人用正当的方式制衡资本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事关未来政府的执政难度。
往虚里讲, 政府还肩负塑着造民族精神社会道德的使命。如果在中国不允许弱势群体用谈判、罢工等正常的、有尊严的方式维权,他们就只能诉诸开胸验肺和N连跳所产生的巨大悲情和震撼。
如果在我们的社会中,只有集体自残行为才是主张权利的合法方式,那麽,这将是我们整个民族退化为劣等民族的开始。因为, 一方面,社会的同情心会在这种震撼中不知不觉地被冷漠化、岩石化,忽视小的不公。另一方面,弱势群体占大多数的民族的民族性格也会被乞丐化、奴隶化。
有人认为,这种低工资、低福利的现象不是因为资本缺乏制衡力量,而是在中国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往第二产业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劳动力过剩造成的,因此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工会和罢工解决不了问题。笔者认为,恰恰是因为劳动力过剩,才需要组织工会,用规则和制度保护工人的权益,结束“你不干有人干”的“囚徒困境”,告诉工厂主,“无论谁干你都不能压低工资”。
我们不必担心由於工会和罢工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从而导致资本家雇佣工人人数减少,就业率降低。事实上,过去的低工资并没有保障高就业。资本的本性就是要挤压生产要素中力量最薄弱的环节,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这些年来,怯生生地进城谋生的农民工正是所有生产要素中力量最为薄弱的环节,因此,即使在工资极低的情况下, 工厂主仍然不愿多雇工人,而是为进一步节省成本让机器24小时运转,却只雇佣两班工人,让他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 达到三班工人的工作效果。相反,如果通过工会和罢工形成制度性的压力,保障工人工资的同时,严格限制超时工作, 反而能增进就业。
毋庸置疑, 由於中国缺乏工商精神和谈判文化,人们习惯于把罢工和社会动荡联系在一起。张五常先生就把可能引起罢工的工资集体协商称为“严重祸害”。
其实罢工有政治罢工和经济罢工之分。经济性罢工是以维护工人的经济利益为目的,完全是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而且,工人对权利的主张并非没有边界,而企业主拥有迁址甚至关闭工厂的权利。 因此,工人在谈判中也必须考虑资本的底线。因而罢工和谈判只是劳资双方的博弈和制衡,并不会引发动荡。
张五常先生还以其“蚕食理论”认为中国工业“租值”低,没“油水”,所以工人罢工起不了作用,得不到“甜头”。这其实是说中国的低端制造业利润低,付不起工人高工资。
首先, 工人要求的不是额外的“甜头”,不是高工资,而是健康生存的最基本的权益。其次,富士康在各方压力下承诺提高一线工人工资30%甚至更高的事实证明,空间还是有的, 造成N连跳残酷现实的恰恰是此前工人没有被赋予制衡资本的力量。
正在进行的本田工人罢工的事实证明, 中国工人完全有理性也有能力通过谈判制衡资本,且不会造成社会动荡。据媒体报导,本田工人的罢工有理有据也有节。
6月1日,在全国人大代表、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曾庆洪的调停下,他们答应有条件复工,并於6月3日,发表《致全体工人和社会各界的公开信》,呼吁工人保持高度团结,避免被资方分化;要求资方答应他们的条件;谴责南海区总工会和狮山镇总工会的不当行为,并提出,“工厂的基层工会必须是由一线工人选举产生的”。他们表示急需“媒体和社会人士的支持”,并表示他们除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也关心整个国家工人的利益,他们“希望立下工人维权的良好例子”。
在这个时候, 经济学家也许应该帮助工人算一算谈判的平衡点在哪里,媒体也许应该就势宣扬一下工商精神和谈判文化,而不是一看见弱势群体要站起来,就不习惯,就急着把他们按下去。
我们的社会不能再坐视工人用自残的方式表达绝望、寻求同情了,而应该让他们像本田工人一样,有尊严地坐下来,以工商精神和资方谈判。在维护工人权益问题上,我们不需要悲情,需要的是平等与尊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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