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是我们五兄妹中个性很特别的一个人，他从小就志向远大，爱好高雅。他特别地喜好文学，开始的时候总是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乡土文学家。
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二哥就订阅了《中国青年》、《湖南文学》、《十月》、《中篇小说选刊》等文学刊物，那时二哥所订的书籍成为我当时非常宝贵的精神粮食。
记得二哥非常地崇尚毛主席的诗词和那个不记得谁写的《陈焕生进城》。说是毛主席的诗词大气，有风度；那个陈焕生个性非常地显明和有特点。这在那个连吃饭都不能保障的年代，实是非常人所能够做到的。
还记得二哥也有时把自己写的一些文章甚或小说之类的往他认为有档次的报纸、杂志社投稿，可却没有一篇被印成了铅字。不过二哥并未死心，他总是信奉：是金子总会有发光的时刻。记得有一年春节，他在我们家用以前的“铁屋”（我父亲生前打铁的房子）移改成的茶堂门上贴了一幅言志的对联“雄关漫道金如铁、而今漫步从头越”
可这“而今漫步从头越”却几乎伴随着他的一生。
他在做着文学梦的同时，却不得不为着生活的重荷而一直在世俗中奋斗着。
还在二哥大概十五六岁的时候，姐姐已经参加工作到外面去了，大哥缀学到公社煤矿当了学徒。那一年母亲生病住院，因为家里实在没人能到医院照顾母亲，还是姐姐当时还不能说是婆家的母亲到医院里做了母亲的陪护。二哥在家里带着三哥和我，俨然就是一家之主。他既要到生产队里弄工分，又要在家里做喂猪、煮饭、洗衣服等等当时都是妇女们所做的一切家务事。
印象最深的是冬天来了，二哥就要经常地替我们钉钮筘、补袜子，他当时最得意的是一手补袜跟的绝活，袜跟是袜子最当力的地方，也最容易烂，却最不容易补，因为那个地方是个曲线，一般人就是补了也补得不服贴，不好穿，而我二哥补的袜子却能跟补之前一样地有曲线而圆润，这一手绝活就是我们生产队的姑娘媳妇们都要佩服不已。
二哥从年青时就不断地想要探索一条发家至富之路。一则生活所需，二则也是想要有了钱就可很自在地爱好他的文学。他也经常地将屈原那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当做口头禅以鼓励自己。
最开始，他可能从哪份杂志上看到过一个广告，于是怀揣好像是说四五十元吧，不远千里寻到河北的某个地方学做饴糖，回来时带回来一台加工糖的机器，后也做了糖，但印象中并没有成功，二哥做糖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哪个私人做糖，二哥是最先吃螃蟹的那个人。不过后来却是做糖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有不少的人因此而发了财，而那个最先吃螃蟹的那个人却早就败退出来了。
做糖失败后，二哥又开始吃第二个螃蟹——人工喂养鲢滑鱼。就是以动物尸体为食的一种鱼。不记得二哥从哪里引进来鱼种，又租了上菜园门前的一口塘开始了喂养鲢滑鱼的创业行动。那鲢滑鱼当时在我们那可是新鲜玩意儿，特别是二哥起早贪黑地到处捡拾那些死猪、死猫、死鸡之类的到鱼塘里下饲料的时候，当地人是很接受不了的：喂这些东西长大的鱼能吃么？甚至还后悔将那口塘租给了二哥。最后的事实也是二哥的鲢滑鱼在当地无人问津，远销出处的话在当时的环境又是那么地困难重重——既无信息也没规模。不过在二哥失败许多年以后，城边的资南村人又开始了喂养鲢滑鱼的营生，虽然我们本地还是很少有人吃它，不过此产业却使整个资南村成了远近闻名的专业富裕村，也以此为传说中的第一桶金成就了好多后来的武冈富人。此是后话。
再后来，母亲终于通过亲戚的介绍，替二哥找到了一个学手艺的机会——跟文坪雷家岭的一伙雷姓师傅学做泥工。
二哥学做泥工是和谢家的一个本家侄儿一起学的，当时二哥学东西快。砌墙时体现泥工水平的灰线、角线、水平是师傅非常满意的，而那个本家侄儿则老是挨师傅的讯斥。为此，二哥常回来很骄傲地向母亲和我们说起这些。不过，后来二哥又放弃了泥水匠这行当。而那个本家侄儿则用我二哥不以为然的手艺南下广东十多年，听说虽是辛苦和艰难，却还是挣了钱，并且在我们生产队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富裕户，而二哥却一直是穷困潦倒直到现在。这也是后话。
二哥最辉煌的时候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二哥带着他很是自豪的泥工手艺来到隔邻的城步县城当了一个小小的包工头。我搞不清楚他当时在那里都承包了些什么工程，也不清楚他倒底挣了多少钱，反正那年冬天的二哥很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二哥当时还说他以后要分别在城步、武冈、邵阳三个地方各建一处房子，其意思也非常地明确：城步是他事业的起源；武冈是他的根；而邵阳是因为姐姐在那，是为孝敬母亲和姐姐而选择。且就在那一年，二哥和我现在的二嫂订了婚、不久就结了婚。二嫂当时在我们村是很有名的人物，她父亲是军转干部，她也一直随她父亲在部队生活，那年才随她父亲转业回来不是太久，记得二嫂刚回来到我们学校读书时，说的是一口的普通话，惹得我们那包括大人小孩在内好不稀奇，自然二嫂找对象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不说一定要找个干部嘛（当时只要是有工作单位而不是种田的我们那就叫干部），起码也得是个吃粮的吧，所以，当时她跟我二哥处了对象，实是大家都很意料之外的事情，连二哥也是特别地兴奋，记得当时我刚分到杨柳工作，二哥特别地给我写了封信来，告诉我他和二嫂订婚的事，也是满纸的兴奋，他甚至在信里说：真是想不到啊，她***居然会嫁给我......但后来他们俩人的婚姻却是令人感慨不已，在我所了解的婚姻中，那是最不戡的婚姻了。。。。。。
但在第二年，二哥好像就遇到了麻烦，仿佛是被人骗了，连当地人做工的工钱二哥都不能按时地付出，为此，二哥还在城步受到了非常人的侮辱。这些都是后来听三哥隐约地说起过，真相到底怎样我却一直不很清楚，不过从那年以后，二哥再也没有到城步做过包头或是泥工。
随着建筑观念的改变，乡里的房子外墙也开始贴瓷砖，不贴瓷砖的也要用水泥、石灰、河沙混合起来往砖墙上抹一层，行话叫拉毛。于是二哥当学徒时所要求的灰线呀、水平呀就显得不是那么地重要了，泥水匠这一手艺也就变得非常地普及，乡里几乎所有的年青少伙子都能砌砖、都能当师傅。自然二哥的手艺在当地也不像以前那么地吃香和受追宠了。
后来因了他那骄傲的个性和煤窑里高工资的诱惑、而且随着侄儿进城读书费用的增加，压在二哥肩膀上的担子也是越来越沉重了，于是二哥在他快要五十岁的时候，终于还是投入到了我们家乡浩浩荡荡的采煤大军中。这几乎是我们家乡绝大多数男人（除了极少数别样富裕起来的人之外）到最后都不得不选择的养家糊口之路——尽管煤窑里的工人不断地得石肺病；不断地有人因事故而受伤、而残疾；甚至不断地有人下得窑去就再也没有上来；当然也有前一阵子我们生产队有一个人因为在煤窑里出事，其家人获得了近二十万元的赔偿......
二哥对文学的爱好渐渐地变了一些东西，他再不能订阅文学刊物之类的，而只是从做了包装纸的报废报纸里寻着他认为有质量、有档次的东西；还有就是研究农村里那些红白喜事之类的文字，虽然他经常表示出对那些以此为业挣些碎银子的人的水平是如何地不屑，可他却总只能停留在研究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