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课那些事
杨进文（苗族）
据统计，上世纪因为学校师资力量不足，全国近千万的中小学教师，代课教师占了近二分之一。八十年代初，我曾是代课老师其中一员。
代课老师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有的是中学或高中毕业的回乡青年，有的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的是复员退伍军人……那时，我们是以农民的身份，登上讲台，活跃教坛，在共和国教育事业最需要教师的时候，成了中国基础教育的“义勇军”，撑起了中小学教师的半边天。
虽然时过境迁四十多年，说起我那代课的往事，却历历在目：1979年，我参加高考，被挤下了“独木桥”，回到了生产队里当会计，务农期间，一颗浮躁不定的心，总是使自己安静不下来，一心只想外出“闯世界”。其时，父亲也看出来了我的心思。于是，他找到县教育局一位好友那里“开后门”，给我寻求到一所代课的学校。
1980年9月，我卷着铺盖来到离家百多公里之外的蓬洞学区代课，一去则是三年，头二年在蓬洞中学，后一年于蓬洞完小，两校相距不足一公里。
我初来乍到，情况不明。之后经过了解，方知蓬洞中学地处湖南城步至广西龙胜的公路旁边，距县城50公里。当年办有三个年级，五个班，共有教师15名，其中代课老师就有7名，那年，与我一同“进驻”蓬洞中学代课的有肖建文、肖辉龙、张昌超、杨生文、陈爱娥、张秋桂等人，大都来自我们西岩老乡。
那时，学校里的官员只有校长与教导主任。校长邓汉财年纪五十冒尖，陈伍林主任岁数六十挨边。皆是“站好最后一班岗”的“老革命”。经领导分课安排，我与彭贤成老师搭班，教初二（14K），他教物理兼班主任，我教语文及上学校里的（三个班）历史课。彭老师比我年长七、八岁，是因父亲退休而“顶班”走上教学岗位的。他为人热情大方，爱生如子，工作积极肯干。其业余爱好，弹琴吹唱，样样内行。
那时，当班主任的彭贤成十分注重社会、学校、家庭三结合教育。他认为教育好一个学生必须要与家庭和社会各方面一起来关心和支持，多管齐下则成了彭老师教书育人的“法宝”。每到星期天就“强行”要我跟他跋山涉水到几十里外的内里、东河、大河（现为古田村）等苗岭山寨里去做家访。为了防备返校时，行走在路途中，天断黑了。于是，身上背着的那个布袋里总离不开放进一个加长的（三节电池）手电筒。
那时，社会教育，作为当地政府的一项重要议事日程“。童成安是蓬洞公社党委的一名副书记，分管着教育工作。我感觉到其名字，则与教育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他是在管护着孩童的健康成长与安宁。每个月初，他雷打不动地要抽出一天时间来到学校，先与师生交流一番，然后召集会议，在会上，童书记谈起“要让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后一代”；在论述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是一个伟大的工程时，犹如一张鱼网千只眼一环扣一环。令我最敬佩的是，在童书记眼里，老师之间的“身价”没有代课老师与正式教师之区分。
老“校座”对我这个刚入门的代课者，在工作方面“盯”得非常紧。一次，邓校长在检查我班学生的作文批改时，发现我写下一条尾批：“文章题材新颖，语言朴实，遣词造句生动活泼。”却被邓校长全盘否定了，他是这样训导我的“新颖又不是什么鲜艳的衣服，朴实应该是指穿戴方面，至于生动活泼是指人，词语活泼得起来么？”此时，我岂敢与主宰自己命运的“元老”较劲呢？无言以对，只好摇头作罢。
在那代课几年间，不知不觉发生过许多有滋有味的故事。我已经融入到教师队伍，在学校里工作与生活做到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在节假日里，我与同事的业余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为了改善生活，周日，由熟悉当地环境的体育老师陈羽带队，领着我们几位住校的教师，手拿干网、鱼叉之类的简易捕鱼工具，风风火火进大水铺，插内里，过安乐，到湘桂边界的江底河里充当“渔夫”。一天下来，虽然没有“邂逅”到金鱼，但是，众人齐心合力，返时满载而归。俗话说：“鱼吃跳，猪吃叫。”为了吃个新鲜，回校连夜各负其责“办场合”，将鱼去鳞剖肚的有之，围裙飞刀剁鱼的有之，给灶堂炉口添柴烧火的也有之……一个个吃得津津有味，打着饱嗝离开餐桌，才进房上床睡觉。
每逢春季的周日，时有电闪雷鸣，大雨滂沱，不便外出家访，我们则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打打扑克、甩甩“五、十、K”。给输者“惩罚”是用手指头那么宽、那么长的细纸条挂挂“胡须”，或钻一钻桌上，其乐无穷也。
我的文学创作梦是在那代课期间萌发的。第二年，学校里分配来了一名从武冈师范毕业的新同事，名叫舒恒学，年纪与我不相上下，舒老师与我邻房而居，他善于拉二胡，放学后，他无数次手把手地教了我，可我总是入不了“门”。因相互爱好文学，则亲如兄弟，两人共同构思布局，合作写出中篇小说《苗乡情》，并借用学校里的蜡纸、钢板及油印机，刻写与油印了多份，在学校里给师生传阅，那份原稿我至今还保存着。
常言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我学校那个圈子里，藏龙卧虎，人才济济。杨进步老师琴棋书画皆精通，他是我的一位族兄，对我的往后人生道路影响最为深刻，他教初三毕业班的语文，是学校语文教研组长。杨老师画虎绘猫，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兄弟俩常切磋教学与创作之方法，利用课余时间，执笔报道了学校与当地乡村所发生的新闻。1981年度双双被城步苗族自治县宣传部评为“优秀通讯员”，那年冬的一天，哥俩从蓬洞中学冒着暴雪，迈着步伐（因公路蹋方未通车），相互搀扶赶赴县城参加表彰会议。
无怪乎，有人的地方，则能生出“情”来。那几年，我熟识了学校周边叫阿凤、阿云、阿翠的几位苗族妙龄美女，她们对我这个外来的后生仔，采用不同形式地进行“挤兑”过。我在学校里住的是一座木房子，我那间房是二楼“靠边站”，临路近畬（土），美女们笑眯眯地隔三差五地提篮或背篓来寻猪草，背篓里装有事先准备好了零食。其时，她们还唱着我不完全听得懂的山歌。我若按兵不动，不与其搭讪，她们立马联手就摘下阔叶女贞叶裹着泥团，用手巾裹着零食一齐向我的房间或窗口袭来，一时击得木壁板子上“嘣、嘣嘣”地脆响，此时，我的心亦在“砰、砰砰”地同步作跳……秀才遇到“精”，无声（心）去说清（亲）！
那些年，我是代课“义勇军”的一员，“一腔热血洒苗乡”。虽然没有干出骄人的事业，但是，使我增长了实践经验，丰富了社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