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次深圳之行《邵阳日报》
林日新
改革开放45年来,祖国的变化真是太大了。从绿皮火车到高铁动车组列车,中国的铁路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同时也见证了中国人生活的变迁。
我曾三次坐车去深圳,三次的体验完全不同。
第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刚过20岁的我决定与朋友去深圳“闯世界”。
一天清晨,我俩坐客车从武冈出发,经过4个多小时的颠簸来到邵阳汽车站,再坐市内公交车赶往火车北站。车站里人声鼎沸,售票处挤满了人,旁边还有戴红袖套的管理人员在维持秩序。我放下行李,对朋友说:“你守着行李,我去买票。”我到售票窗口前排队。常有人插队,后面的人警告也没用。我敢怒不敢言,心情坏到冒烟。好不容易轮到我了,售票员却说:“到广州的只有站票,买吗?”我惊讶道:“只有站票?从邵阳到广州500多公里,站着咋行?”售票员:“你不买?那好,下一个。”一直挪移行李、跟在我身旁的朋友插话道:“买!买!买!”我把钱递进去,接过两张软纸车票。我有点丧气。朋友安慰道:“只要买到票就行,今晚不用住伙铺了。”我讷讷地说:“从邵阳到广州要站十多个钟头,够呛的。”朋友说:“没事,没事,到时坐地板上就行。”
火车来了,是绿皮的,车厢里面很破旧,地板黑乎乎、脏兮兮的。上了车,我俩把行李塞进行李架里,再到洗手间门边站着。火车启动后,我俩在过道上摆上报纸,背靠背坐着。车上售食品的推着小车来了,我们便忙着起身让路。火车到株洲时,车厢里涌进十来个年轻人,可能是些大学生。车到衡阳时,又挤进几个。车厢里更拥挤了,再无一丝空隙。此时,狐臭、汗臭、脚臭……各种难闻的气味弥漫着,令人想吐。车到郴州时,朋友已酣然入梦,我昏沉沉地靠着他。翌日9时,火车到了广州,朋友把我摇醒。站起身,全身酸痛……好在从广州坐火车到深圳只用了一个半小时。
第二次去深圳是在2004年秋。大外甥考上深圳大学,当老板的姐夫宴请宾客,我前去赴宴。早晨,我坐客车从武冈出发,两个小时后,在魏源广场下车。这次我搭乘的火车,车厢很干净,还有空调。过道上没有站人,比较宽敞,卖东西的小车畅通无阻。其时,邵阳还没有直达衡阳的车,仍需往北经涟源、株洲,再折向南,过衡阳、郴州……因为有了上次的教训,我这次特地买了卧铺票。十来个小时的车程,我差不多是躺着就不知不觉度过了。在广州火车站出口候着的外甥,看到我,快步迎上来,接过我的行李,提到一辆崭新的红色奔驰车上。小车驶出火车站,便上了广深高速,不上两个小时便到达深圳。
第三次去深圳是去年,小外甥结婚,我与妻子去喝喜酒。我确定动身时间后,小外甥便让我提供身份证号码。不一会,他说:“车票已在网上订好,到时,只需拿身份证往自动取票机上一刷就行。”那天中午,我通过手机联系上跑武冈至洞口高铁站的车子,下午2时准时从家里出发,下午3时就到达高铁站。这次我们搭乘的高速动车,车身是银白色的,流线形的,像条白鲸,车厢干净、安静、宽敞、舒适。启动时,动车轻摇了三两下便恢复了平静。我像一个孩子好奇地盯着红色的车速显示牌:180、248、236、330……4个多钟头的车程,似乎在片刻谈笑中便过去了。到达深圳北站,我一点倦意也没有。我打电话告诉小外甥:“我要出站了!”小外甥说:“直走,我在出站口等!”外甥看到我们,快步迎上来,接过我手中的行李,提到一辆黑色的宝马车上。
(林日新,武冈市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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