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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抗战时期邵阳教育对湖湘文化的传承发扬
张先军
摘 要：邵阳历来重教。抗战时期，不少文教界名流和爱国军政要员或从战区回乡，或从外地流亡至邵，聚集一大批现代文化名人在邵阳任教，如张干、杨韶华、吕振羽、李明灏、刘侃元、艾青、谢冰莹、阳太阳等。这些文化名人对邵阳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吃苦霸蛮的奋斗精神进行了传承和发扬。
关键词：抗战时期；邵阳教育；湖湘文化
邵阳重教，自古如此。邵阳建学，始于晋大兴于宋。北宋邵州，庆历四年（1044）建州学。武冈建学，州人曹一夔根据旧志，以为始于晋代，时陶侃任武冈令，于学内手植银杏二株，以表“景行杏坛”之意。清道光《宝庆府志》、光绪《武冈州志》记载，武冈有学始于宋崇宁五年（1106）所建武冈军学。[1]邵阳虽地处湘中，远离中原，然重教好学，唐代邑人胡曾即以诗闻名，《唐才子传》称其“天分高爽，意度不凡”，其作《咏史诗》三卷，广为流传。清代车万育所作《声律启蒙》为家喻户晓的蒙学读物。晚清、近代更是英才辈出，魏源、魏光焘、刘坤一、谭人凤、蔡锷、匡互生等皆为湖湘文化史上杰出人物。抗战时期，不少文教界名流和爱国军政要员或从战区回乡，或从外地流亡至邵，邵阳聚集一大批办学人才，境内公立、私立中学大增达54所，居全省各区之冠。[2]一大批现代文化名人在邵阳任过教，他们有的立足本地教育，如张干、杨韶华、吕振羽；有的随军迁往邵阳，后立足本地教育，如李明灏、刘侃元；有的为避战火，随学校迁往邵阳，如艾青、谢冰莹、阳太阳等。教育传承文化，文化名人建构文化。这些文化名人对邵阳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传承和发扬了湖湘文化优良传统。根据朱汉民的研究，湖湘文化的基本要素为：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吃苦霸蛮的奋斗精神。[3]本文试从四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教育抗战，传承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哲学思想
湖湘文化重视实践，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注重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主张“斥虚文”、“倡实学”。经张栻、张载、周敦颐宋明理学，创成于胡安国、胡宏父子，至王夫之、陶澍传承发扬，强调“学以致用”。清代思想家魏源更是站在时代前头，反对“心性迂谈”，主张“通经致用”、他说：“能致用便为实学，识时务不是愚人。”结合内忧外患交困、救亡图存的时代需要，提出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成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对近代中国历史影响深远。[4]
抗战时期，邵阳一大批优秀教育家，结合救亡图存的时代需要，教育救国，为抗战输送人才，体现了对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传承和发扬。著名的如吕振羽、杨韶华、张干、刘侃元等人，他们作为教育家、学者有系统的教育理念，对邵阳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湖湘文化的传承起了重要作用。
张干（1884-1967），教育家，名攸凰，字次伦，新化县坪上（今新邵县坪上乡）人。1914年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张在任期间，以“公、诚、勤、俭”为校训，校治谨严，选聘良师如杨昌济、袁吉六、匡互生、王季范、徐特立、孙俍工等，学术思想活跃。因时为一师学生的毛泽东发起著名的“驱张运动”而为世人所知。1915年上期，省议会规定师范生每期交5元学杂费，一师学生以为是校长为讨好政府所为，于是发起驱逐张干的学潮。毛泽东起草了《驱张宣言》。1915年下期，张调离一师，至1926年，历任县、省视学、省教育司督学、北京国立美专教员、省教育总会评议员等职。张任视学、督学时，教育部行政部门规定凡不通车船之地，出差可坐轿，张认为轿夫太劳苦，故多步行。张每到一校，深入检查，严格要求，当时教育界流传“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张干来视察”的话，可见其人治教严谨。
1940年至1949年，张任湖南省立六中（今邵阳市第一中学）首任校长，所提办学宗旨为“培养学生爱国家爱民族之信心，实践勤劳节俭之生活，启发互助服务之精神，使成为文武合一之人才，以备抗战建国之用”。选聘教师无派系地域之争，只求学有专长。其终生从事教育工作，兢兢业业，忠于职守，后得到毛泽东的肯定赞扬，称他为“湖南教育界老人”，“一生教书，未做坏事”，“解放前吃粉笔灰，解放后还吃粉笔灰，难能可贵”。[5]
吕振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抗战全面爆发后，他秉承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成为著名的抗战活动分子——“文抗会”的主要组织者。文抗会的全称为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1937年10月成立。全面抗战爆发后，湖南成了战略后方。北平、上海、南京等地许多文化教育机关内迁湖南，大批文化名人、学者随之荟萃长沙，他们与长沙的文教界人士汇合，满怀抗战热情，开展抗日救亡文化活动，发起组织文抗会。吕振羽在邵阳的教育抗战活动，是1938年夏受中共湖南省工委派遣回家乡邵阳县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培养基层抗日干部。塘田战时讲学院奉行“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实施战时教育，培养抗战干部”的教育方针，以“树立文化据点于农村”，“树立救亡工作据点于农村”“使学院成为救亡工作的策源地”为办学宗旨，以“忠诚勤敏”为院训，以“精诚团结、英勇活泼、紧张严肃”为院风，激励学生发奋学习，努力工作，视抗日救国为自己的神圣职责。根据文化程度，学生分为研究班和预备补习班，学习期限为一年，学员最多达300多人。学院共招生两期，第一期招收学生一百多人，编为两个研究班，一个补习班。1939年2月，又招生两个班，每班50人，为研究三班和补习二班。插班生25人。国民党CC派把该院看作中共的“西南抗大”，于1939年4月21日，用武力强行解散。师生分散各地，积极投入到民族解放的伟大洪流中。[6]
吕振羽的塘田战时讲学院虽然只办了10个月共招生两期，但对湖湘文化的传承起了积极作用，对邵阳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主张“教与学一致”、“学与用一致”[7]。以民众抗战、持久战与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为理论，紧密结合抗日的伟大实践，要求学员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至少要参加一次抗日救亡具体工作，如演讲、演戏、编壁报、办民众学校等，与民众打成一片，使其在如火如荼的救亡工作中受到锻炼。教学方法上，实行“教”、“学”、“做”相结合的办法，要求学生将个人阅读与集体讨论结合，课堂学习与课外活动结合，并引导学生深入实践，既学习，又工作。教学内容上，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向广大青年进行民族爱国主义教育和战时教育，课程设置既注重战时军事教育，也不忽视文化知识的传授，政治教育则是利用周会进行的中国革命运动史和抗日民族战争讲座，以激发学生的民族意识和抗日热情。学院还经常组织学生们利用课余深入到乡村、集市，以演讲会、歌咏队、戏剧演出、出版刊物、办民办学校等多种形式与周边群众互动，开展抗战宣传，并将此作为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使学生能迅速地将所学运用到抗日救亡的实际工作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从这里毕业的250余名学员分赴湖南各地，其中40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00余人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为了抗日救亡和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涌现出了像郑奎田、谢国安等一批为国捐躯的热血青年。[8]
1939年10月，黄埔军校二分校迁往武冈，刘侃元随他的朋友、军校二分校主任李明灏来到武冈任教。刘侃元（1894-1989）是著名教育家、学者，又名泌仪，别字济闭，湖南醴陵人。1913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不久就和同年留学早稻田大学的李大钊相识。4年后又考入帝大研究生院，主修《资本论》。1917年苏联革命成功，他写了不少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在国内外发表，后来又从英文首译了《卡尔•马克思传》。在日本时与晚到留学的周恩来见过面。1925年回国，10月，与梁启超、丁文江、陶孟和、张慰慈、钱端升、张溪若、陈翰笙等知识界名流参与徐志摩在《晨报》副刊发起的“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次年由李大钊介绍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时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代表校长蒋介石给他送聘书并宴请他。从此与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阳翰笙、许德珩等共产党人一起工作。他自编教材讲授《社会发展史》，曾多次受到周恩来赞许。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改任武汉中山大学教授兼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十七师政治部主任、江西国民党省党部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1929年赴上海商务印书馆从事翻译工作。1930年以后，在北平历任北平、中国和朝阳等大学教授，积极参加了一二•一六爱国学生运动，在前门城楼下几乎遭“大刀队”砍伤，事后被宋哲元部逮捕，入狱七十余日，经冯玉祥、程潜等营救出狱。[9]
黄埔军校二分校建址武冈城东郊法相岩，规模颇大，先后培养了初级军官近万人。开设的课程，军事方面有步兵操典、阵中勤务令、射击教范、战术研究、沙盘作业、野外训练等，政治方面有总理遗训、总裁训示、战时法律、战时经济等，同时开设普通课程语、数、理、化以及英语、日语等，既重理论，又注重实际操作和运用。
立足本地教育，作出卓越贡献的还有杨韶华。其“三杆教育”为湖湘文化“经世致用”传统做了很好的注脚。杨韶华（1893—1952），教育家，字仲璋，武冈县蓼溪乡（今属洞口县）人。在省立一师求学时，与毛泽东同学。后就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与蔡和森、邓中夏同班。1917年毕业，先后在武冈县立中学和长沙几所中学任教。1926至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法处科员、军法官。“马日事变”后，因不满军政生涯，辞军职从事教育，先后任省立一中、一师、私立明德中学、周南中学等校教员及湖南大学附设高级中学主任。1938年，任武冈县教育局局长，兼私立蓼湄中学董事长。1940年，调任湖南省立第十师范校长。1942年1月，任湖南省立第六师范校长。在任期间，除实施当时教育部颁布的师范学校规程外，大力提倡“三杆教育”，即传授文化科学知识的笔杆教育、教授农业生产知识、进行劳动实践的锄杆教育、掌握抗战所需军事知识技能的枪杆教育。其目的在培养学生成为具有“科学家的头脑、农夫的身手、革命军人的意志，三者合一，领导国民改造社会的国民导师”。为完成笔杆教育的任务，各科教学对学生都有严格要求，并增开地方自治、农村调查与教育等联系社会实际的课程；为实施锄杆教育，辟农场80亩作劳动基地，派教师驻场指导；为实施枪杆教育，教授军事课程，严格进行军事训练。其教育实绩得到当时政府嘉奖。[10]吕振羽等人在邵阳的教育活动直接影响了其他学校的教育，1940年以后，境内中学除按照部颁《修正中学规程》开课外，增加劳动课程，英语改为选修课，加强中国历史、地理教学。在教学方法上重视实验、实习、参观及各种课外活动和竞赛活动。循程中学校长贺曼真认为：“舍生产而言教育，则教育为空洞；舍劳动而言教育，则教育为罪恶。”该校虽经8次迁徙，仍辟有供学生劳动的园地。洞庭中学有校办农场，规定新生入学要带一把锄头，交一只鸡，师生都要参加劳动。这些教育理念无疑影响深远。[11]
二、忧国忧民，延续湖湘文化爱国主义优良传统
湖湘文化，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一方面是由于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流放湖南，写下脍炙人口的爱国主义诗篇《离骚》，恨祖国灭亡而自沉汨罗江，为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打下深厚的血脉基础；另一方面，经王夫之的思想传承，爱国主义情感成为湖湘文化正统，再经魏源、谭嗣同、陈天华等思想家和湖湘爱国志士发扬光大，已经深沉地浸入到湖湘子弟的血脉中。抗战时期，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无疑是时代的主旋律、最强音。艾青就是在这一时期任教邵阳写下名作《我爱这土地》，成为了湖湘文化的宝贵遗产。1938年10月，为避战乱，艾青应衡山乡村师范学校校长彭一湖之邀，经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推荐，和画家阳太阳一起到新宁，并在刚由衡阳迁此的衡山乡村师范教书。1938年11月17日，艾青在这里写下著名的《我爱这土地》一诗。 1941年2月，艾青随学校迁到武冈，在由衡山乡村师范更名的湖南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武冈师范学校前身）担任教师。在这里，写下《黎明的通知》等不少诗篇，有的还特意注明“写于武冈东塔下”。 不久赴延安，任《诗刊》主编。
作为爱国主义诗人的艾青在邵阳任教期间，一方面采用自己编写的“活页”文选，把世界著名作家、名著介绍给学生，宣传革命文学，撒播革命种子。辅导学生进行文艺创作。他培养的学生，后来有的成为作家、诗人和画家，有的奔向延安，投身革命。一方面关心民间疾苦、揭露社会黑暗、歌颂美好河山。《水牛》、《水车》等都是取自湘西南生活中的常见意象，歌颂劳动人民的坚韧、奋斗精神。1940年1月，艾青来到新宁县城郊外的田野，荒凉冷寂的景象，触发诗人忧国忧民情怀，写下《旷野》，描述农民苦难、鞭笞社会黑暗。这一时期先后创作了《沙》、《独木桥》、《岩壁》、《深潭》、《水鸟》、《船夫和船》、《无题》等大量诗作。艾青还热情歌颂新宁风光，写下“桂林山水甲天下，崀山山水甲桂林”的诗句。[12]
刘侃元在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任教期间，为适应抗战需要，培养更多的人才，又与李明灏一起倡办洞庭中学，原名“湖南省私立洞庭中学”，出任首任校长，提出了“恭信勤朴”四字校训。为激励学生，校长刘侃元奋笔写出了《八百里洞庭》的校歌：“大哉洞庭，八百里洞庭！我们是国难的鲜花，我们是民族的明星，铁肩担负起百年的国耻…..”李明灏将军在军校学生的毕业典礼上，指出黄埔精神就是不怕死，不贪财，爱国家，爱百姓。国难当头，革命军人应该发扬黄埔精神，舍生取义，抗战到底，不当投降派。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3]抗战时期，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湖湘子弟毁家纾难兴办教育报效国家，如邵阳县金秤市人席宝田（清末中宪大夫、太子少保）将其在塘田寺的“塘田别墅”借给“塘田战时讲学院”做校址，保安司令岳森、县长林拔萃以及当地开明绅士吕遇文、吕惠阶、李梯云等捐资支持创办塘院，出任荣誉董事。抗战时期个人捐资和宗族献产办学蔚为风气，捐资最多的刘重威，一次献银洋10000元，真正做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4]另外，谢冰莹、吴奔星（在省立六师任教）、张天翼、王西彦（在塘田战时讲学院任教）等一大批现代文化名人，在邵阳的从教活动，以其忧国忧民、不怕牺牲、报效祖国的人格精神发扬了湖湘文化爱国主义传统。[15]
三、“呷苦霸蛮”，发扬湖湘文化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精神
抗战时期的邵阳教育，都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办学。许多督学在视导报告中写道：境内小学校舍多为破庙废祠，校具简陋不堪，办学条件差，教师薪资低，但许多教职员工都为团结抗日而勉尽职责。[16]敌占区学校有的被迫停办，有的被迫迁徙，循程中学就迁徙8次之多。1944年，日军进犯邵阳，危及武冈，省立六师在校长杨韶华的率领下，全校师生400余人，自负行李、粮食，步行到绥宁黄土矿，一边上课，一边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翌年3月，日军入侵雪峰山区，又率师生远迁芷江，迁徙途中，膳食断绝。杨韶华号召全体教职工：“我们要愈困难，愈奋斗；愈激流，愈勇进。一定要以入地狱的精神把学生带出去，以保存国家元气。”其率师生辗转疏散，历时一年，跋涉千里，严守纪律，艰苦奋斗的优良校风，得到当时政府嘉奖。[17]吕振羽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时，遇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办学条件相当艰苦，但他凭着“吃得苦，霸得蛮”的宝古佬精神，克服了困难，并积极宣传抗战文化，他在《战时的湖南和湖南人》一文里，指出湖南人具有“刻苦”、“勤奋”、“拼搏”、“奉献”而有“蛮气”的“湖南精神”。他说：“自梁启超以致现在的全国领袖蒋委员长等，皆谓只要湖南人不死尽，中国就不会亡国。”认为：这是国人对湖南人的最大信赖和殷切期望，在现在的民族抗战中，湖南人更要发扬光大“湖南精神”。[18]
四、教育创新，丰富湖湘文化“敢为人先”创新意识
吕振羽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著有《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民族简史》等书，其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两书，首创殷商奴隶说和西周封建说。其对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民族史的研究，均有首创性的成果。吕振羽的治学思想里有一种敢于挑战的精神，他在给学生的信里说：“我希望你提高信心，以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气概，是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的，也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这种敢于挑战的精神体现在学术上，就是“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他说，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实际只能是中国哲学史ABC，当时因主要在与陶希圣做斗争，他的书名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为着针锋相对，故以此名书”。[19]在塘田战时讲学院，吕振羽实行“教”、“学”、“做”相结合的方法，要求学生将个人阅读与集体讨论相结合，课堂学习与课外活动相结合，并引导学生深入实践，既学习，又工作。“这一方法突破了我国教育史上学用脱节的窠臼，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活动中起到了前驱先锋的作用。”[20]杨韶华在抗战期间提出“三杆教育”，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刘侃元从英文首译了《卡尔•马克思传》。阳太阳（时在新宁省立六师任教）是“漓江画派”的开拓者、旗手和领军人物。20世纪30年代，阳太阳在上海与倪贻德等进步画家成立“决澜社”，提倡新绘画，在近现代中国美术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现代文化名人在邵阳任教，他们的学术创新意识丰富了湖湘文化“敢为人先”的精神内涵，并深深影响了邵阳教育。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湖湘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湖湘文化的历史建构过程中，邵阳当之无愧占有重要一席，而邵阳教育更是功不可没。抗战时期邵阳教育所作的贡献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深化当不无启示，如何发掘、整理、继承前人的宝贵遗产，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当引起政府和教育思想界的重视。
参考文献：
[1][2][5][10][11][14][16][17]《邵阳市教育志》，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 第30、113、337、372、132、14、73、362 页。
[4]周小喜，肖立生《梅山双璧——陶澍、魏源经世思想研究》，《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0年第11期。
[6][9]伍卓琼，朱华《田战时讲学院与湖南抗战文化运动》，《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7][20]肖钟生，王菡《论吕振羽的教育思想和实践》，《邵阳师专学报》，1997年第6期。
[9]百度百科。
[12]杨文国《诗情长留——艾青在新宁的一段往事》，《湘潮》，1996年第5期。
[13]汪锡侃《在武冈二分校的学习经历》。
[15]谢冰莹(1906-2000)，现代作家，原名谢鸣岗，字风宝，湖南新化（今冷水江铎山）人。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女兵，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兵作家。小时随父读四书五经，后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女校(又名湖南第一女子师范)，未毕业即投笔从戎，于1926年冬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前身）。经过短期训练，便开往北伐前线汀泗桥与敌人恶战。她的《从军日记》就是在战地写成的，发表于《中央日报》副刊。1927年军政学校女生队解散，先后入上海艺大、北平女师大学习。从北京女师大毕业后，她用几部书的稿酬作学资，赴日本留学（1931年）。因坚拒出迎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访日，而被日本特务逮捕。在狱中她大义凛然，英勇不屈，当面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受到极为残酷的脑刑、指刑、电刑的严重摧残。
[18]范忠程《吕振羽与湖南文化抗战》。
[19]陈抗生《吕振羽论治学》，《邵阳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