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外说“官”
英国有个中国问题专家说过，中国的官本位思想越来越严重，表现之一就是大量的年轻人争相报考公务员，而相较于俄罗斯，情况就很不一样。俄罗斯的大学毕业生报考公务员的比例远远低于中国。当然，这个说法或许不一定正确，也可能是错误的。不管正确与否，这个专家描述的却是事实。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理念，那只是先秦时代的思想家的理念而已，与社会实际有着永久的差距。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人生理想就是非富即贵，大富大贵之人衣锦还乡，那是光宗耀祖，家里若来了富商巨贾、朝廷命官，那叫蓬荜生辉。这样的传统延续了几千年，是很难改变的，更何况追求富与贵，并不违背人性与伦理。
孔子说过一句千古名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是个有意思的人，他说这话并不意味着要求别人也这样，他只是稍稍示范了一下，至于别人的富与贵是不是通过“义”的手段或者方式获得，又与他老人家何干呢？孔子在说自己，他不说别人，他的话很简短，他也不爱做高头讲章。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孔子是出于“酸葡萄心理”才说这个话的。儒家经典《易经》就说“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这个道理孔老先生肯定懂。西方有谚云“欲戴皇冠，必承其重”，说的大体上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无论干什么，先还是掂量掂量，自己的德行、能力与所处的岗位是不是匹配。
当然，认识自己是不容易的，《道德经》里说“自知者明，知人者智”，正真明智的人被委以重任，他会如履薄冰，且心生敬畏。问题是，现在的官人，大都自我感觉良好，尤其是一把手，都有“成王败寇”的心理，以为自己的所言、所为都是名正言顺的。孔子不是说了吗，“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旦上了位，手握权柄，也就掌握了话语权。因此，各单位几乎都一样，都是长官负责制，长官说正确，就不会有错误；长官说错误，就不存在正确。这就叫做权威，一切都由“名”而来，在现有体制下，一切都在树立权威，也在维护权威。所以，在这样的心理机制下，权力是会膨胀的，欲望也是会膨胀的。因此，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一定是实践了，但一定是时间。诸位且看当今那些个东窗事发的官人，在其位不见得就会谋其政，大多数还是坏其政者。他们的理念、思想、风格、做派以及很多的荣誉、头衔，随着他们被拉下马都会从墙上撕下来，了无痕迹。
我当然不反对当官，当官也是生活或者说也是生存之道。那些一心从政或者终生从政者，堂而皇之地被称为职业政治家，小一点的称呼就是百姓不太喜欢的“政客”。政治家们都不愿人们呼其为政客，估计在世人心目中，政客是缺乏政治理想的玩弄权术的小丑，是个名副其实的贬义词。古代读书人的终极理想，恐怕绝大多数还是为了做官，他们觉得自己饱读诗书，当然要学有所用，怎么实现“用”呢？做官是最佳的途径。至于沦不沦落为“政客”，那是他们很难预料的。那些真正清高之士，像许由一样闻听仕途就跑到颍水洗耳朵的故事，那绝对是美化隐士的，历史上也缺乏依据。倒是陶渊明的清高后人可以接受，因为毕竟他深陷官场，淌过那道浑水，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使其人格尊严受到极大伤害。陶渊明是在官场试过水的人，水的深浅、清浊，他是心知肚明的，他最终选择抽身返乡，是明智之举。躬耕田园，其乐陶陶，用现在的话来说，他虽然过得贫穷，但是快乐。
以前我从不把学校领导当作“官”来相待的，随着阅历的增长，才知道自己错了。学校也是有行政级别的，而且，越是大的学校级别越高。据说北大清华的级别是与教育部相持平的。我们这个小地方的省级示范中学的行政级别也是与当地教育局持平的。就是说，学校里也有很多“官”。
说起“官”字，还是有点内容可以谈谈的。“官”的本义是临时驻兵的军营。逐渐引申为管理军营的长官以及官府中任职的人员。当然，如果按照许慎《说文解字》诠释汉字的方法论来说事，谐音是一条途径。那么“官者，管也”，这样诠释应该是很有道理的。就是说，“官”是用来管事的。那么，按照这样的逻辑，首先要有事可管，其次要有能耐管事。因此，古代的明君对官吏的选拔原则是选贤任能，举贤不避亲，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目的就是要让真正德才兼备之人发挥管理国家的才能。
这样说来，官，应该是指治理或者管理国家的专门之人。无奈，千百年来官本位思想严重，学校在体制之内，自然也分了权力的一杯羹。尽管社会学家很多年前就疾声呼吁学校要去行政化，摒弃官本位，还学校以学术净土，呼吁归呼吁，要打倒几千年的旧思想，怕不是三年五载的事情。因此，在学校想当“官”的就大有人在，一来觉得自己体面，二来可能自己办事会更方便。真正安心做学问，一心想教好书的怕也不是太多了。
官是需要的，没有“官”，谁来“管”呢？只是，需要什么样的“官”？需要多少“官”？学校是个小社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是效率很重要，如果“官”的办事效率高，多设几个倒也无妨，如果艄公多了打烂船，我看还是要慎重，宁缺毋滥，切不可因人设岗。因为，学校毕竟不同于政府的行政机构，学校是文化重地，承担着国家与民族文化发展之重任，她的本位是教学与育人。因此说，在学校，真正有地位受到尊重的人应该是一线的教师或者说名师，而不应该是“官”。
就这一点来看，正真的教育在民国。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普遍受人尊重，学校的“官人”也无甚架子，除了学术自由外，学校的管理也很民主，大学都实行教授治校，民主决策，透明度高，学校的管理始终围绕着教学与学术进行，“官人”们职责分明，该干啥就干啥。那种风清气正的教育与学术环境，以及读书人的担当精神，催生了大批大师级人物的诞生。
当大量的老师争先恐后去做“官”的时候，这个学校的危险期可能就到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作为学校的一分子，每个人应该明白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应该砥砺前行，把教育事业推上一个新台阶，我们才敢说没有辜负武冈人民的期待。因此，套用孟子的话说一句，“民”贵“官”轻，是发展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