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7年2月18日调入广州至今，我在广东生活已有24个年头，平日里因为工作，对地方的民居文化少有关注，今年清明期间的一趟竹海之旅，引发我对当地民居文化的观察和思考。
因为清明节高速免费，担心交通拥堵，没有安排远行，我计划就地解决清明假期。朱艳平是湖南宁远人，在四会工作，平时喜爱户外运动，无论是爬山或是骑行，争强好斗，从来是巾帼不让须眉，颇有湖南人霸蛮的味道，加之她心直口快，江湖人称“大炮”。我在南海，只有节假日才能参加他们的活动，因此只能算作半个驴友，恰巧她4月3日没有安排，决定跟我一道驾车沿四（会）广（宁）省道逆浽江而上，观赏沿江的百里竹海。行车至四会黄田镇政府时，透过车窗，见两岸玉竹叠翠，和风吹拂，美不胜收，心景相应，彼此最好不要辜负，我们决定放弃继续西行，向南越过黄田浽江大桥直接驶入南岸的竹海。
我们于竹林中穿梭约一个小时后已进入石狗镇地带，在一处村庄的入口处，巧遇她退休的同事兼驴友梁女士，盛情之下，我们不再推却，进屋小憩，也是好事。
她们用粤语交流，畅谈甚欢，我更加显得多余，反而给了我近距离了解观察当地民居习俗的机会。梁女士并不是屋主，她到女婿家作客。女婿有三兄弟，大学毕业后，都在外地做工，平日里少有回家，虽然在外发展不错，但少有时间回来打理，因此显得有些陈旧。房屋是普通的岭南建筑，一厅二房布局，厅就是湖南人所说的堂屋，土砖垒成，目测建造时间应该在80年代，或是年久失基，堂屋后墙出现一条大拇指粗细的裂缝，墙面粉刷石灰，无论是房屋的高度或是进深，相比武冈老家的乡下，均有不及，对于房屋的高度，我不认为是经济的原因，猜测应是受到夏季台风影响，以致岭南民居普遍不高。令我诧异不已的是堂屋的设置，在堂屋的正墙，仅仅张贴“福、禄、寿”三个大字，并没有香炉、神龛、对联等，从上至下，一素到底，与湖南乡下庄严隆重的堂屋家仙巨大的对比。因为第一次上人家，很多疑惑不方便问询，在返回的途中，我问“大炮”，是不是因为地处偏远，或是家庭文化经济的原因，以致堂屋的敬奉如此简陋，并且对于世俗利欲的索取如此直观，她说本地居民厅堂的设置，大都是这种样式，家家敬奉“福、禄、寿”三星。她的回答不仅没能够解开我心中疑惑，反而引发我对岭南家居文化的兴趣，并试图从中寻找家祭文化与现代商业文化之间的相生关系。
云浮安塘村是南海近5年来驻点帮扶点，随着5月中旬扶贫资产的全面移交，标志着精准扶贫工作将进入新农村建设的新赛道，为感谢村“两委”干部的支持，5月28日，我们邀请了对方相关领导到南海考察社区教育，并且顺道参观了康有为故居。
康有为是南海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光绪21年，当得知《马关条约》签订，他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史称“公车上书”。康有为故居座落在南海丹灶苏村，是一座典型的珠江三角洲民居建筑——“ 镬耳屋”， 为一厅、二廊、二房布局，硬山顶，始建于清代中叶，至康有为时，康氏家族已在此居住五代，因此亦称为“百年旧宅”， 是康有为出生及幼年生活、读书的地方。走入堂（厅）屋，只见正墙上沿设置有储物柜，在柜中部空缺一格，放置“福禄寿”三星神位（如图）。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书香门第，如此显赫的门庭，其中厅堂神龛设置与前不久在四会的乡下所见，并无区别，在此也印证了“大炮”所说。
后经了解，粤地土著供奉的大都是“福禄寿”三星，“福星”又称“福神”，他掌管人间福气的分配，“禄星”又称“文昌星”，掌管人间功名利禄，“寿星”是长寿之神。福禄寿三星，起源于远古的星辰崇拜，后演化成为岭南民间的世俗理想，人们希望过上多子多福，多田多寿，有功名有利禄的理想生活。从所敬奉的对象看，可以把“三星”抽象成普通人生活的本质追求，在现实生活中，“福禄寿”并没有具象，只有宽泛的概念，换而言之，只要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给自己带来好处，就应该祈祷或是感恩，这种敬奉实质是求取，是实惠，是互换，而无关道义和信仰，转换为本地通俗说法，就是“泥猴我猴代嘎猴”，在这样的的宗族文化、家祭文化的影响下，不难理解广东的务实，以及由此衍生的商业现象、商业文化，本地人所说的信息费、喝茶费，红包等，只有他们自己能深刻理解，在一种互惠互利的生存氛围中，极大地助推了社会信息的利用、生产要素的流通以及生产的发展， 也就不难理解当今广东所取得的商业成就，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地区生产总量连续32年位居全国第一，截止2020年，已超过11万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12922亿元，是全国唯一突破万亿的省份，放眼全球，广东经济总量已超过94%的国家和地区，如此的发展业绩，虽说有地理历史原因，但不能说与他们的家祭文化无关。
因为诧异于岭南如此务实的家祭形式，我不自觉地开始检视我所成长的文化氛围，或者说湖南人的生长环境，我甚至认为湖南人的“霸蛮”特质源于香火相传的家祭文化。
湘粤两地，地理相邻，但家祭文化的迥异。我出生在湘西南的农村，自幼见惯家家户户的堂屋和神龛，在堂屋的正面墙上，都设置神龛，不管家境好坏，文化高低，中堂和神龛的设置大体一致，主神位供奉的是“天地君（国）亲师”，有的人家，会把本家和外戚的祖先各列主牌位两侧，如果有文化气息的家庭，会在堂屋正墙两侧张贴对联，在主牌位下，有一个次神龛，规格较小，供奉土地菩萨，每逢初一、十五，家中长者都会烧香祈祷。小时候，我常常见到母亲杀鸡时，要将鸡血涂拭在神龛的坐基上，以示祭祀。
堂屋其实是旧式民居的起居活动空间，主要用于祭祀神灵、敬奉先人、接待宾客（如红白喜事），一个家庭中的婚丧嫁娶、红白喜事都在神龛前的堂屋里举行，显得神圣而庄重。家祭文化是最古老最传统的民俗文化现象，神龛敬奉神灵，祈祷天降祥和，地发五谷，国家兴隆，纪念先祖，不忘宗亲，饮水思源，心怀感恩，寄望保佑香火永传。同时，家居祭祀文化亦是中华文化、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宗族文化和人文信仰一代代传承的重要形式，是对宗族信仰的坚守。堂屋的这种设置和功用，在湖南的其它地方，莫不如此。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农村生活条件改善，住宅的建材、规格和型式都有所改进，但家祭的内容及神龛的规制没有太多变化。
湖南人的家祭文化首先敬奉的是“天地国（君）亲师”，祭天地源于自然崇拜，在古代以天为至高之神，以地配天，化育万物，祭天地有顺服天意，感念造化，祭祀君王源于君权神授观念，祈求国泰民安，在近现代社会，亦有爱国敬法之意，祭亲就是祭祖，由原始的祖先崇拜发展而来。“天地国（君）亲师”是传统社会中伦理道德的法理依据，根植人心，对民众的精神约束和信仰都产生巨大影响，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把土地菩萨的牌位安放在主位以下，这种“先义后利”的价值设置与岭南民居的供奉文化形成较强反差，在农耕文化时期，生产条件落后，土地菩萨掌管五谷六米的丰歉和家禽牲畜的安危，不论是远古时期还是近现代社会，土地菩萨意味着安泰与财富，在天道至上而“利”在“义”后的文化生态下，家祭是在传递一种信仰和约束，旨在教育家族后人重“义”而轻“利”，为“义”而生，为“义”而舍。
只有信仰才能使人更加坚强，湖南人的家祭信仰和文化图腾让湖南人更加“霸蛮”，表现在好争好辩好斗，为“道义”而争，为“一口气”而争，为一个“内心认可的道理”而争，这种现象，让很多外地人不理解，但从湖南的家祭文化来看，却是最应该最合理的，因为这种“霸蛮”与“利”无关。
我出生在湖南武冈的小山村，自小常听到评论某人“霸蛮”时，流露着赞赏，这种语境对“霸蛮”的理解，类似于陕西人说的“拧”，但其意远比“拧”字要复杂，我们家乡所说的“霸蛮”应该有三层意思，一是“迂”，每个人固守自己内心认可的一种价值观，不论对错，坚守到底；二是“直”，行事风格，直来直去，没有虚招，实在而厚道；三是“蛮”，就是说有股韧劲，为实现心中目标，“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曾有记者采访邓小平，问哪个地方的人最能打仗，邓小平不加思索地说，“湖南人最能打”，从记者与邓小平的对话中，可印证中国的一句俗语，“无湘不成军”，当然，这种评价也就进一步认可湖南人“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的“霸蛮”形象。李绍为是湖南衡阳的一位农民，他得知福建漳州一工地需要工人，于是带着同村好友左家兵千里迢迢去到福建工地，后来左家兵酒后不治，李绍为“霸蛮”认为，“一起出来一定要一起回去”，于是将左的尸体用被子包起扮成病人，从漳州一路坐车到厦门、广州，最终虽被广州警方察觉, 左家兵的遗体在广州火化，但李绍为义薄云天的“霸蛮”行为广获赞扬，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叶落归根》，感动无数的国人。
“霸蛮”是湖南人最为显著的特质，霸蛮一词是方言，外省人难以理解，湖南人也难以说明白，不管如何，都不防碍对湖南人“霸蛮形象”的公认。湖南民居家祭文化中，敬奉“天地国亲师”，把“人道、国家、孝道和师道”视为天道，放在至高无上的境地，由此，不难理解湖南人的“霸蛮”，实质是他们对于内心认可的道义的追随与捍卫，不惜以命相许。
杨度是湖南湘潭人，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与政治家，在晚清民初时期，有“旷代逸才”之称。1900年，他创作《湖南少年歌》，诗中写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我家数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杨度这两句诗，很大气的诠释了湖南人的操守和勇敢，也正因一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让无数湖南人引以为傲。
谭嗣同，湖南省长沙府浏阳县（今湖南省浏阳市）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戊戌六君子”之一。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参加戊戌变法，当西太后发动政变，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时，谭嗣同并不惊慌，置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计划均告落空，在此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选择舍身就义，年仅33岁。以他的智慧，难道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在可以跑而不跑，可以生而不生的情况下，毅然选择以死明志，不得不让人赞叹，但凡有一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变通思想，他为变法而做的努力就不会定格在33岁，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将满腔热血“霸蛮”地泼洒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当然，历史也在此滑稽一回，作为戊戌变法的领袖，成长在敬奉“福禄寿”氛围之中的康有为，早已逃亡日本，尔后全球旅居，为保皇呼号，晚年回国，1927年3月29日，他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他的六位太太，享年71岁。
2021年6月8日于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