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里开大会（散文）
作者：杨进文（苗族）
我儿时会唱有一首歌，叫《不忘阶级苦》。其歌词是：“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河，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如今，想起这支歌，又把我带回到儿时的那个年代。
生产队，是自然村的行政机构名称，上一级的行政机构叫大队，再往上就是人民公社。也就是现在的乡（镇）政府。
生产队里的领导班子是由队长、会计、出纳、保管员等人组成。简称作＂队委会＂。
那时候，每天出工与散（收）工都是由生产队长吹哨子，社员们闻“哨＂而动，纷纷带上锄头或扁担箩筐，匆匆忙忙地赶到集合地，一切听从队长的安排。
生产队里开大会，一般是定在落雨天或晚上召开的。每逢生产队有什么任务要明确时，就要开大会，一户社员家只少要一人，要求是户主或男劳力参加。
其实，生产队里的会议称不上什么“大会＂，那时，凡是公开的会议皆称大会。社员们在开会当中，如果有人交头接耳讲小话，就有队委会成员立马制止：“不要开‘小会｀！”于是，我对大会与小会才有了区别。
年代不同，而生产队里所开的大会内容亦完全不一样，但形式一成不变。
上世纪60年代，穷苦人民搭帮共产党翻身作主人，“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于是，生产队里召开“忆苦思甜＂的大会次数比较多。
解放前，我爷爷被国民党强行“抓壮丁＂去了，且一去就杳无音信。奶奶带着她那年幼的儿子，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同时还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可谓苦难仇深。奶奶在忆苦思甜的大会上，以身诉苦，来教育广大社员们。
我清楚的记得，奶奶后来还被大队干部安排到各个生产队里的大会上讲述自家的“苦情＂，奶奶讲的次数多了，其演讲水平提高了一大截，她每次抑扬顿挫，情声并茂的控诉那万恶的旧社会。
“我丈夫杨宗朝人虽然长得高高大大，有力气，但是不善言辞，为人过于老实。我是几岁时就来到他家做＇童养媳｀的，他家有4兄弟，分别取名叫宗朝、宗幹、宗乾、宗翰。为了谋生，我丈夫长年累月给人家挑脚担，每天挑着百多斤重的担子从四都冲（金紫的山口）的枫木界，爬界下岭几十里过绥宁（县），双肩被磨得红肿起泡，脚板上长了厚厚的老茧。
自从民国29年（1940）开始，乡长带着保长及甲长半夜三更进屋来抓壮丁，我家的老三和老四先后被抓去当兵了。民国31年（1942），肖保长苦于手头上没有壮丁往上报数，就与甲长串通一气，打着歪主意又把我已年过38岁的丈夫，顶替他人而抓去当兵了……”听得在坐的所有者，催人泪下，泪眼婆娑，其时，整个会场一片泣不成声。
在集体化时期，农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同时，各项政治运动亦是一个接一个。60年代初期，我母亲在大队当会计，生产队里开大会由她做会议记录，其记录本至今收藏在家中，于是，我抄录了其中一次会议记录。时间：1962年3月15日。地点：高边生产队仓库楼上。参加人员：驻队伍干部及全体社员，主持人：杨队长。
驻队干部伍同志发言：今天我来传达贯彻上级指示精神，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础的经营管理体制，以队为基来核算单位。“清山划界”同步进行，要把大队山林权属下放到生产队里，耕牛、农具、田土、劳力实行“四固定＂到队……
接着杨队长作表态讲话：我们生产队里的全体社员们，一定要听党的话，紧紧跟上新形势，按照刚才伍干部所讲的，去一桩一桩的落实执行……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间进入到70年代，社员们在生产队里的大会上讨论着：如何壮大集体经济，“林农牧副鱼＂全面发展；社员们曾在生产大会上表过决心：开好大寨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1978年春天，在生产队里开了一个划有时代性的大会，叫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会。
1980年5月，生产队里的大会上是贯彻邓小平对包产到户给予明确肯定，有力地推动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
1984年，人民公社改称乡（镇），大队叫村，生产队为组。
时过境迁，斗移星转。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辛酸。前人的苦，是我们的福，所有的经历都是一种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