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个笑话。说,某位深度近视的四眼先生,坐班车来到一个小县城,一到站就急着要方便,终于在一处旮旯里找到厕所。厕所很是破旧,墙上的“男”“女”指示均斑驳得难以分辨。四眼先生凭经验觉得左边门应是男厕,遂急急入内。却没想这间竟是女厕,还有个年轻女子正在蹲着。年轻女子冲他尖叫:干什么你干什么!四眼先生慌忙退出,站在门口羞恼交加地责怪自己,怎不将墙上字仔细辨认一番呢,被妇女同志误认流氓了吧!太要不得了,一定得向妇女同志解释清楚!于是,这位迂腐的知识分子再次走进女厕去:实在对不起,我刚才没仔细看……。还在蹲厕的年轻女子没等他解释完,更加尖锐地叫起来:啊你个臭流氓,还想仔细看呀!
这个笑话,我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听来的。众所周知,那年头知识分子正遭鄙视,这个笑话无疑是要讥嘲知识分子。虽然我也是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算是头衔里沾有“知识”二字,但也跟着时代一起将讥嘲知识分子作为理所当然,在捧腹过后也会将这个笑话讲给别人听,再次跟别人一起享受讥嘲知识分子的快感。直到后来自己也误闯女厕了,这才在想到这个笑话的时候有点心虚,似乎看到自己的身影也闪现在这个笑话里。
我误闯女厕的时候,知识分子遭受讥嘲的气候已经远逝,我自己也真正呆在了知识分子的工作岗位。那天的错误本不该发生,我正在上级部门开会,期间去上厕所,厕所就在宽畅的走廊里,一道大门掩住男女两间小门。我瞥了一眼大门旁边的标示,左为男士图标,右为女士图标,符合“男左女右”的大众概念,遂快步走进大门,径直走入左边的小门。我的错误就在这时发生了,先是没注意大门里边的指示竟会反了过来,这左边小门上钉有女士图标,接着又没注意厕所里并无专供男士小便的设施,直接就去小隔间里蹲下了。很快,有高跟鞋的“槖槖”声一路响近,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出洋相了,赶紧狼狈地逃了出来。回到会议室我还在尴尬羞恼,硬是要为自己的洋相做番解释,便在会上向领导提出意见:上级机关该注重细节,怎么能让厕所误导人呢!会上一片哄笑,领导也在忍俊不禁中接受了我的意见。事后很久了,我还在对自己摇脑壳,陈景润那么大的知识分子走路撞电杆,可以在后来成为佳话;我这个小知识分子糊涂得撞进女厕所,只能让人捧腹呀。
其实厕所是生活文化的一种,只不过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曾经长期被人们轻视而作为污秽的代表符号;而男女有别则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成分,这个重要成分,即便在力倡男女平等的新社会也被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所框束。于是,越是看重文化的知识分子,就越是忌讳“男女有别”的规则被自己撞头,当然也最怕自身斯文被污秽所脏;又于是,当时代陷入混乱的社会秩序时,就有人要刻意将“男女有别”的规则再涂上污秽色彩,去嘲弄斯文,在欣赏斯文遭辱的情景中给时代造一片黑色幽默了。一代文豪沈从文,其心胸和性情是公认的淡泊大度,一生遭受多少鄙夷挤压皆能平和应对或隐忍化之;可是,当他在耄耋之年跟人谈起文革时期每天被指派打扫单位女厕时,也终于隐忍不住而嚎啕大哭。这位满腹人文之论的大文豪当然不会歧视女性,他是深知自己一介斯文之士却不能守护斯文,每天只能在粗野的命令下去打扫女厕所,实在是将全部尊严扫入污秽之中了!
大河东流,时代更替,今天已是高举“知识”大牌的社会了。而我还要在这里很不和谐地重提关于女厕的黑色幽默,实在是不肯忘记,我们曾经遭遇过一个怎样荒诞的年代;且同时也忍不住在心底里想:踢开荒诞年代之后,我们的时代会真正懂得知识的价值,真正地看重有知识的人,让“知识”大牌举得如同一面旗帜而并非一张广告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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