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化媒体的光荣与险阻(转)

市场化媒体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词。这是因为中国媒体实际上是双轨制，一轨是吃财政饭的媒体，另一轨就是市场化媒体。
　　市场化媒体当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步，市场化媒体主要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当时能够允许市场化媒体存在，主要是一个经济上的考虑，说白了是卸财政包袱。党报不能不保，但是另一方面，“保”也有限。它要滋润一点，就必须把子报子刊赶到市场上赚钱。赚了钱之后，一方面，它可以给主报上缴很多利润，把主报原本清苦的日子变得滋润；另一方面，国家财政也会——如果子报子刊在市场上做得很火的话，它就是一个上缴税款很高的企业——那么国家财政收入也会有很大的“利”在里面。当初这个算盘还是打得非常好的，你关门我没啥损失，你赚了钱，我的财政收入更高，经济上稳赚不赔。否则的话它不可能给你一条生路，今天那些主流的市场化媒体也就无从谈起了。
　　刚开始，算的账就是经济账，没有算新闻账、政治账。从经济角度它是赚的，从新闻的、政治的角度，从历史的长河看它也是赚的，因为市场化媒体对执政党、对政府转型是非常有帮助的。但从短期看，绝对会有很多的摩擦，有很多的博弈，有很多的痛苦。
　　痛苦在哪呢？市场化媒体进程一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从潘多拉盒子缓缓冒出来两个精灵，一个是新闻自由的精灵，一个是公民社会不断壮大的精灵。今天那些主流的市场化媒体，起初都是边缘化的，都是报摊上才能看得到的，用当时的词汇概括都是一些小报小刊。但是，一旦跟市场结合，小报小刊就有如枯木逢春、有如“女大十八变”，现在每个主流的市场化媒体都长得楚楚动人、珠圆玉润了。这是它没想到的。而更重要的后果它也没想到，就是市场化媒体竟然带动了整个社会运动，带动了公民社会的快速推进。
　　
　　市场化媒体的特殊功能
　　市场化媒体的时代背景，除了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转型，是社会政治层面的转型，即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这个更重要的转型需要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这个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我们当下其实并不怎么具备，或者说，并没有为这种转型准备好。
　　是哪一点没有准备好呢？主要是在社会自身的组织这点上，我们完全没有准备。过度管制公民的集体行动，过度管制民间社团，民间因此很难自我组织、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向公民社会的转型一方面是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就是条件不具备。在这种中国特色的背景之下，市场化媒体就具有一个无可替代的功能，就是相当程度上替代民间力量的功能，民间力量自我发现、自我组织、自我训练的功能。所有这些本来属于其它社会组织的重任，结果都转移到市场化媒体的身上。这是中国市场化媒体在转型期间所肩负的历史重任，与别的转型国家的媒体的一个根本区别。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不只是一个媒体，不只是一个舆论机关，而同时肩负着沟通社会、组织社会的重任。
　　但我们的媒体远不如发达国家的媒体成熟和强大，承担这样的重任是典型的小马拉大车，市场化媒体以自己瘦削而羸弱的身躯，拉动着中国的社会运动，拉动着中国迈向公民社会。
　　这就是中国市场化媒体的特殊作用。这个特殊作用围绕三点展开。
　　第一点是对公共事件的推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的两面性。一个方面是市场体制逐步得到确立，虽然这种确立是有限度的，但无论如何，总比原来一点市场经济都没有要好。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虽然市场经济快速确立，经济高速增长，但这种高速增长也制造出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所以市场化推进的过程也是社会矛盾和冲突彼此起伏的过程。用权威术语来讲就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而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同时也是公共事件的高发期。改革开放30年以来，从来没有哪个时候，公共事件像90年代中期以来那样频繁爆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跟市场化媒体的快速增长几乎是完全同步的，这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市场化媒体发展壮大的一个必要的社会条件。
　　也因为如此，中国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新闻富矿。如果你是中国媒体人，只要你有足够的准备，你这辈子肯定有机会挖到富矿。
　　中国的新闻富矿成就了市场化媒体，而市场化媒体推动了许许多多的公共事件。媒体跟公共事件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事件发生，如果没有媒体参与，就不可能把它带入公众视野，就不可能把它跟公共利益相联系，那么它背后的普遍性也就不可能被发掘出来，也就不可能成为公共事件。
　　媒体的社会功能在哪？主要就在于通过追问悲剧来避免悲剧。没有媒体的介入，每个人都被信息的黑洞给屏蔽开来，每个人都呆在信息的黑洞里头，看不见外面任何东西，不知道隔壁的村子、隔壁的县、隔壁的省在发生什么事情。因此你就不可能知道你某个悲剧跟其他人的悲剧是同样的，你没有去比较没有去联系。信息屏蔽的罪过就在这。任何一个悲剧、任何一个灾难，如果它背后的普遍性没有被发掘出来，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案例，它的教训就不可能真正被后人吸取，那么它背后的普遍性的因素，就不可能被根除，这样的悲剧就还要反复发生。这就需要媒体，需要媒体尽可能把每个悲剧、每个灾难都从信息的黑洞里发掘出来，带到公众面前，带到舆论的阳光下，让大家来思考，让大家来辩论，让大家来找出背后的普遍性的联系。 很多老板跟笔者讲，他们现在做生意到哪做？哪里媒体力量强大他就去哪做，因为如果媒体力量强大，那个地方的社会秩序肯定要好一些，那个地方的政府肯定要规范一些，那个地方的营商成本也就低一些。越是媒体力量弱的地方，就越野蛮越不规范，营商成本就越高，他们就越不敢去。这就是媒体对社会的作用。通过追问，追问公共事件的真相，追问公共事件背后的普遍性联系，来变革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府，然后杜绝类似的悲剧，不让它重复发生，这是媒体对于公民社会的第一个推动作用。
　　
　　公共辩论提升民族智力
　　媒体把公共事件带到公众视野干什么？让公众来讨论。这就是说，媒体能带动公共讨论、公共辩论。这就是市场化媒体的第二个推动作用。
　　如果说媒体对公共事件的第一个推动，主要由调查报告来完成，第二个作用就主要由评论来完成。中国的媒体评论原来好像还构不成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品种，尤其对市场化媒体而言，原来市场化媒体似乎都是摆在报摊上，说的都是一些市井新闻。后来有不止一家报纸扭转了都市报的这种传统。
　　这种以整版评论文章的模式在中国的都市报当中，得到了快速复制，内地但凡有点影响的都市报，他们评论版的操作基本上都差不多。评论在市场化媒体的快速崛起，就起了一个巨大的作用，它们本质上都是公共辩论、公共讨论，而这种公共辩论、公共讨论恰恰是当下中国最紧缺的一个公共产品。
　　在别的国家比如美国、澳洲、英国，他们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有辩论的训练，甚至一直到老。他们这种公共辩论主要由两个方面来提供，一个是教育，从小学到大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辩论。另一个是社会提供的，我们知道主要是通过选举提供的，所有选举都以辩论为前提。而这种选举，是他们的一个保留节目、一个娱乐化的节日，这个娱乐化的节日为最大多数的民众所关注，美国的总统辩论，电视转播的收视率那么高就是证明。那些总统，那些市长、州长、议员，他们的政治生活都必须以辩论为前提。
　　但凡公共辩论没有广泛展开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总体智力水准肯定是有限的。这个有限在我们中国表现非常明显，表现在官方就是拍脑袋决策，不需要辩论。表现在民间，可以去看网络上排山倒海的那种吵嚷。辩论的功能主要是训练人的思维、人的智力，我们没有辩论的训练，总体智力水准能高到哪去？
　　全中国的公共辩论，只是随着市场化媒体在中国的发展壮大，然后才展开的。接下来，笔者希望它能够逐步扩展到课堂上，扩展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这是它的第二个作用。
　　
　　底线共识
　　通过推动公共事件，通过推动公共辩论，最终推动公共政策的改进。这是媒体第三个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但民主、理性、科学的决策需要一个前提。为什么官员总是拍脑袋？他不能不拍脑袋，他不拍脑袋也没办法。因为不存在一个底线共识。
　　公共政策是什么东西？公共政策就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标准。做企业的都知道，最尖端的生产力是标准，美国为什么能在高科技领域无敌于世界？因为它掌握了高科技的标准，我们中国为什么只能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只能为别人打工？因为我们不掌握标准。在经济领域是这样，在社会政治领域也是这样，谁掌握了标准，谁就立于不败之地。
　　公共政策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标准，但这个标准的背后，需要一个更大的标准，也就是标准的标准，来丈量公共政策是不是科学、是不是民主、是不是理性，这个标准的标准就是底线共识。公共辩论的目的是什么？公共辩论就为了达成一个底线共识。市场化媒体客观上就起到这个作用，我们的公共政策乃至我们的法律法规，很多是不合理的。在市场化媒体崛起之前，公共辩论全面展开之前，怎样不合理的法律法规都没有一起因为民意而改变，但有了市场化媒体之后，有了公共辩论之后，这个状况得到了很大改观。孙志刚事件是一个最重要的起点，它的直接结果就是废除《收容遣送条例》。然后是钉子户事件，改变了整个《拆迁补偿条例》，前所未有地提升了拆迁补偿标准。
　　通过公共辩论改变规则，这是市场化媒体对于公共进程的第三个贡献。中国社会原来没什么公共空间可言，没什么公共讨论可言，一切操之于我，哪来公共的？但市场经济发展之后，市场化媒体崛起之后，公共空间从权力的缝隙当中钻了出来，仿佛精灵从潘多拉的盒子里钻出来一样，越来越不可阻挡。
　　市场化媒体对公民社会的推动作用，主要是从以上三个方面展开的。市场经济在中国落地生根，也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到2007年，这10多年是市场化媒体高歌行进的10多年，也是中国公民社会快速成长、快速壮大的10多年。
　　
　　新国家主义？
　　笔者为什么要划到2007年为止呢？因为进入2008年之后，形势可能正在发生变化。2008年是市场化媒体比较困难的一年，这种比较困难的局面可能会常态化、持久化。之所以如此，一个基本的背景就是新国家主义。这个新国家主义在经济领域表现得最清楚，就是国进民退。现在重要产业都是金字塔结构，金字塔顶端是我的，金字塔的中端、下端可以放开。金字塔越往上，附加值越高，利润越高；金字塔越往下，附加值越低，利润越低。也就是说，我把最大的利抓在手上，要害资源都在我手上了，下面一些辅助性的东西我就不做了，没有这个力量做，也不想做，附加值太低，太辛苦了，这个东西我就让给你们去做，让你们来给我配套，你们做我的辅助力量，实际上是你们为我打工。这就形成一个奇怪的体制，在全世界都没有的。我们的市场化准确地说，只是下半身的市场化，上半身尤其顶端仍然是计划体制。这种计划体制能够以最小的力量、最小的成本操纵全局。因为你在中端，因为你在低端，因为你仰仗我上端的战略布局、上端的准入限制、上端的资源供给，那么我再怎么向你开放，孙猴子也永远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这本质上仍然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新的鸟笼主义。只不过鸟儿飞的空间比原来的空间大得多，但是空间再怎么大，仍然没有回到天空中，仍然是笼中之鸟。
　　这是经济上的新国家主义。这种经济上的新国家主义必然要影响到媒体。因为媒体的例外可能对这个经济金字塔形成冲击，形成挑战，形成制约，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从2008年开始，原来的市场化媒体，就一路遭遇严峻的挑战。
　　更重要的是，它好像不是一种过渡状态，好像已经固化，要成为一个独立的、长期的历史阶段。因为金字塔上端的某些人，某些寡头集团从中得到了巨大利益，他们不可能让这种社会结构改变，不可能让这种社会结构被取代，他们要让这个结构永远维持下去。这个结构对他们多好啊，他们现在得到的利益，在计划时代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在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也是无法想象的。而他们现在有力量保证这种社会结构不被取代，那么何乐而不为？为什么不让它固化？
　　那么谁可能挑战这种结构呢？当然首先是媒体，首先是市场化的媒体。原来社会没有骨头，所以站不起来；有了市场化媒体之后，虽然骨头有限，但社会毕竟可以站起来一下，否则根本就站不起来。但如果只有媒体一根骨头，所有肉的压力都压到这根骨头上，当然就会不堪负荷，这种情况下长出其它骨头已经是刻不容缓，靠市场化媒体单兵突进，已经很困难了，已经力不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