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高行健之与杨振宁

我一生最大的贡献也许不是得诺贝尔奖，而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一个看法——中国人不如外国人的看法。



——　杨振宁





我感谢你们把诺贝尔这奖给了文学，给了不回避人类的苦难，不回避政治压迫而又不为政治效劳独立不移的文学。我感谢你们把这最有声誉的奖赏给了远离市场的炒作不受注意却值得一读的作品。同时，我也感谢瑞典文学院让我登上这举世注目的讲坛，听我这一席话，让一个脆弱的个人面对世界发出这一番通常未必能在公众传媒上听得到的微弱而不中听的声音。　　　　　　　　　　　　　　　　　　　　　　　　　　　　　　　　



——高行健　　　　　　　　　　　　　　　　　　　　　　　　　　　　　　　　



比之于杨振宁，长久以来，我们为什么给予高行健那么大的不公平待遇？在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有人说我们不必要欢欣鼓舞，因为他已经加入了法国国籍，从法律上说，他已经不是中国人。但这显然不攻自破，杨振宁不也加入了美国国籍，他也不是中国人。（杨振宁1957年和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而1957年就加入美国籍；我不知道他是先获奖，还是先入的美观国籍，如果他先获奖而后入的话，我实在无话可说。）但看看杨振宁在国内的无限风光，再看看高行健的沉默无名，我们实在应该感到惭愧。





当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在网上找到了上面两段话，或许能够找到一点蛛丝马迹。可以看出高行健完全拒绝体制的收买和压迫，采取与政治不合作的态度，对文革，对那段惨痛的历史和经历，刻骨铭心，拒绝遗忘，也决不宽恕。看看他怎样看待特定时代的政治家的：



“形形色色的超人，号称人民的领袖、国家的元首、民族的统帅，不惜动用一切暴力手段造成的罪行，绝非是一个极端自恋的哲学家那一番疯话可以比拟的。我不想滥用这文学的讲坛去奢谈政治和历史，仅仅藉这个机会发出一个作家纯然个人的声音。”　





这样的话语在诺贝尔讲台上回响，通过广播全世界各个角落传播，扩散。叫一贯自卑的中国人脸面朝哪搁？须知我们是费了几十年才培养出一点点的自信，刚摘去东亚病夫的帽子。更重要的是，叫我们的政治家怎能接受这样一个叛逆者？一个**者？我想当高行健拟这份讲稿时，他对他将遭受的待遇，已经心知肚明，并且默默的接受。他也许已经接受了宿命的观点，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文人的偏激与傲慢，文人的迂腐和单纯，使他同样理所当然的认为，不这样表白是可耻的，是对个体尊严的污蔑，是对权势的屈服。





而杨振宁一开始就采取了与政治合作的态度。他1973年第四次回国访问时，主动提出见毛泽东。在毛泽东逝世后，他还公开表示悼念：“毛泽东主席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的领导，他对世界人民的思想意识的启示，是史无前例的伟大的贡献！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位巨人！”　





我觉得就仅仅凭着这段历史渊源，他已经获得了一张通行证，已经有理由和资本在国内畅通无阻了。





对比一下他们对毛泽东的个人评价，我们对他们所遭逢的命运，也应有基本的理解了。向来与体制不合作的知识分子，很少能有什么好下场。他们要么被体制消灭，要么被体制悄无声息的收买。到了近代，又有流亡这种方式可以选择，这实在是知识分子的大幸。而正像高行健所说：



“在毛泽东实施全面专政的那些年代里，却连逃亡也不可能。曾经蔽护过封建时代文人的山林寺庙悉尽扫荡，私下偷偷写作得冒生命危险。一个人如果还想保持独立思考，只能自言自语，而且得十分隐秘。”





所以对于流亡，高行健把深沉的痛楚，化为庆幸与感恩。可这是怎样性质的感恩？这是这样的痛楚？怎样的愤懑？一个作家被迫离开国土，离开哺育他的文化与大地，在异国的文化背景下，去写自己熟悉的故国的历史，故国的文化，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力量？看看索尔仁尼琴在政府的威胁下，1970年不敢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就知道流亡是多么使作家可怕，政治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了。





同样作为知识分子，同样是华裔，同样获得一项至高的荣誉，为什么他们却遭遇完全不同的命运呢？是杨振宁更聪明吗？显然不是。我认为也许他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不同。但无论怎样我以为高行健比杨振宁更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看看爱德华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的话：



“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词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当所有的人们都去寻觅与建构地上天国之时，知识分子应该伫立于荒凉的边缘，并冷静地指出那隐约可见轮廓的天堂构架的缺失：瞧，这最终又是一座人间地狱。”　





所以我们站在这个角度与权势不合作的角度，说出真相，高行健拥有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坚定独立的灵魂，而杨振宁显然没有，他在毛泽东死后唱的赞歌既是证明。所以我理直气壮的认为我们实在应该给高行健更多的鲜花和掌声。虽然他也许并不需要，声明的寥落实在也是特立独行者的礼物，没有被凡尘的吹捧淹没，也是一种幸运。川端康成就是不堪俗名的负累而选择了自杀。高行健不会。





但事过境迁，苏联到底对索尔仁尼琴解冻了，他到底获得了他应得的命运，应得的名誉，应得的地位。他的作品在全世界有无数的读者，而政治家早湮没的政治的浮华和喧嚣只中。这同时也昭示了政治实在是过眼云烟，而艺术却会永存。曹丕所说：“文章者乃不朽之胜事，经国之大业”，并不完全错误。





民间也曾经试图为高行健翻案，但显然不可能。没有政治家的放行，没有权利的认可，几个批评家，几个文人墨客的力量实在是微薄的可以忽略不计。但只要意识形态仍然左右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治必然压制不同政见者。所以高行健什么时候得到他应有的待遇，得到哪怕像杨振宁那样的礼遇，实在还是个未知数。





高行健在诺贝尔讲台上的近乎史无前例的五千字的发言，说出了几代人想说而不敢说，或者根本说不出的呼声。从此他又淹没于浮躁的人海，他的声音微弱而坚定，迟疑却义无返顾。无疑，他的伟大还没有被我们充分认识。许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习惯了政治家塞给我们的“净化”了食物，我们的胃口暂时还消化不了那么丰盛的食物，或者我们还不适应。但我们应该有信念，我们终究要去领略，它在那里，这就够了。





无疑杨振宁也代表了一个时代，代表特定中国的特定阶段的吁求，即对强国梦的向往，对现代化的热忱，他的获奖正如他所说帮助中国人改变了一个看法——中国人不如外国人的看法。但高行健同样也可以代表一个时代，并且毫不逊色的代表了一个我们还在期盼的时代，比前者更高的时代：对**的向往与自觉的追求，对历史和文化的勇敢的自觉承当，对个体存在的清醒毫不推卸的负责。





杨振宁无疑是伟大的，他的存在说明：中国人智商不比任何种族有丝毫的逊色；但高行健同样是伟大的，他的存在说明：中国人情商不比任何种族有丝毫的逊色。





结束2006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