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人

我出生在湖南武冈东部边陲的一个小山村，刚生下来，那难听的啼哭声中便带了土气，吃土里挖出的红薯土豆，吃地里长出的高梁玉米，至今已是土气十足，积习难改，每每在街上看到那类物质，心里痒痒的，只得成全自己。有人说呷红薯放响屁，不觉得难为情？一想到毛主席老人家也喜欢呷红薯，也就不往心里去了。

县城求学时，星期天与同学上街，大家都在你推我请客我推你掏钱，我说，你们不要请我，我也不请你们。同学们起初笑话我的迂，后来也就认同了，终究我们大多来自农村，我们都没钱应付下一次。儿子是在城市出生成长，周末，他们同学聚会，我问他是谁买单，他说AA，各买各的。“各买各的，那还聚什么会？”儿子说，你就是个老土。

刚读大学，接受一个问卷调查，问及父母情况，我说他们默无声息地生活在一个山沟里，山外的人不知道他们，他们不知道山外的世界，只知用庄稼人的本份和勤劳养儿育女，教育子女不做坏事多学好，问此又有何用？第二天政治部便有人来问我，是不是心理有障碍受过什么刺激。我说我这百十斤是山里人给我的，他们用汗水把身上掉下来的那块拳头大的肉养成人，头发白了，皮肤皱了，身子枯了，只说一句你是给国家做事，就一心去吧。我没有半点报答就离开了他们，我好像是小偷，骗子！我很难过又无处忏悔。

“呷人家一碗水还人家一碗油。”这是山里人一代代传承的处世观念。现在我穿着国家的衣吃着国家的饭，因此没有理由不努力工作，用山里人的勤劳、执着和忠诚，回报社会，报效国家。眼红了，人瘦了，好心人问我何苦呢？我只求一个心安。我时常看到如媒体所说“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政府职员，“不烟酒不办事的”的领导，“遇事推诿踢皮球绕圈圈”的权力部门，心里替他们惋惜：把一副好端端的肠胃做了埋葬良心的坟墓。

山里人信奉来世，他们修桥补路，行善积德，勤劳一生不敢拖欠，以祈求来生的康泰与平安，省去做牛马偿还之苦。他们不敢偷，不敢抢，也不敢有害人之心，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做事，与人为善，常思己过。我离开那偏远的乡下山村几十年，仍然怀念那路不拾遗的山村生活，也时常为眼下的城市乱象所困扰。九十年代初期，部队驻防广州，回家稍勤，间或有乡下老者拿心中的疑惑相问：人死后究竟去了哪里。我说人死如灯灭，什么也没有。问者如梦方醒，难怪那些骗子、恶棍、奸商，只图一己之私而全然顾忌，反证谁死了都是黄土一堆。想不到他们为何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常想：一个人总得有所畏惧有所希望，并且把缘于自身的憧憬而滋生的约束纳入文明的轨道，那该有多好。 

我出生在文革，但启蒙时已进入到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在环境封闭的乡下，从一开始就接受几千年沉淀下来的农耕文化环境的熏陶，背负沉重的情债，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处事方式入脑入心。吸烟有害健康，自己不抽，也不拿去害人。“己所勿欲，勿施于人”。这种观念在现代的城市，已然有些“不太合群”。80年初期，总设计师邓小平倡导开展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让全中国获得了空前的解放，特别是思想观念的突破前所未有，正是这一时期，我从农村走向了城市，从自由散漫的青年变成了体制内的一员。在现代的城市生活，市场经济规则日渐盛行，传统的价值准则和行事处事方式被打破 ，但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尚未普遍建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应该维系何种关系才能被普世认可处于一种需要付出代价的探索、认证阶段，南下打工潮、辞职经商潮、出国留学潮、下岗潮、创业潮，各种新生现象云动，社会各主体之间的联络以利益为导向，来来往往，皆为名利所驱，在利益驱使下的冲动，造就了城市的繁荣和时代的强盛，但夜幕之下，罪恶的灵魂无时不在游荡，各种碰瓷、套路、陷井，让人防不胜防，过期商品，掺假食品，害人的网络贷套路贷，上市公司信息造假、违规上市等等不一而足，面对社会毒瘤，谁都不想碰到，但有时不得不面对，令人后怕，各种被传统价值观所鄙视的奇谈怪论，奇装异服，旁若无人的行为艺术，令人生厌的个人癖好涌现，令人不快，但又不得不淡然接受。生活节奏加快，亲情友情疏远，以健康换取财富，人的精神承受巨压，这些不是每个奋斗者所愿意接受，但又不得不经历。

我离开那遥远的乡村，时常做到一个同样的梦，在梦中的家乡有一块果园，里边有快要成熟的枣子与桔子。醒来后，总以为是现实，甚至动了回家去看看的念头。也许是我思念家乡之故，也许是我亏欠家乡太多，也许是城市生活的压力，让我常常产生幻觉。

生活是有代价的，任何生命体不管如何努力，也不可能得到想要得到的一切，有时只是一种交换。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更愿意远离现在的喧嚣、繁华和名利，重回平静的生活和生活的平静。（2020年9月于广东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