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文共欣赏
——对名家序文《一方山水一方情》的语病粗诊
鲁之洛
端阳这天，活该有事，无端翻抽屉翻出了一张发黄的剪报，正想要撕毁，文章开头两句疙疙瘩瘩的话很触眼睛，而作者又是大名人，忍不住啃而读之，越读越觉拗口，越读越觉伤神，短短的一篇千字序文，竟然结巴了好一会才读完，心里对我们的报纸、书籍竟然印出这等垃圾文字感到忿然，随手掷之于地，斥道：“尿呛不通！”这是家乡武冈文人训斥文理不通者的俗骂。我小时候没少挨这种骂。每当作文文理欠通时，老师就会在我脑袋上敲个粟壳子，轻骂道：“尿呛不通！”
可我这斥声刚落，心里就大不安了，对自己的判断正确与否产生怀疑：这可是名家手笔呀，作者署名位置上，分明印着“谭谈”二字。他曾经是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主席，现在还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他笔下会犯这么多语病吗？我忙将剪报捡起，又认真细读了一遍，竟发现的错误越发多了，细数了一下，短短的一篇千字文，语病多达十九处。这还是我这个知识底子差、六十年前的初中生的粗诊。不信请看《一方出水一方情》的原文，括弧中的文字是我的粗诊。
《 一方山水一方情》
谭谈
湘西南是一方热土，那里山峦起伏，地域辽阔，民情民风纯朴、醇厚，素有“黔巫要衡”、“楚南胜境”之美称（“要衡”是什么意思？“衡”恐是“衝”之误，“要衝”即“交通要道”。“黔巫要衝”和“楚南胜境”这两个词组套用在这儿也不妥当，所谓“黔巫要衝”指的是武冈，“楚南胜境”指的是武冈云山，并不是“湘西南”；二者也不是“美称”，用“美誉”较妥。）。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青年作家刘奇叶从小生长于湘西南这片土地，他和那片（上句是“这片”下句是“那片”：指示代词用错了。）山里人（“那片山里人”，多么别扭！）有着共同的喜乐和忧患，有着共同的亲情和乡情，有着同样的期待和梦想。于是便有了这部长篇小说《红豆生南国》。（上下文不能形成因果关系。有了“共同”的什么什么，怎么就有了一部小说？这是什么逻辑？）捧读《红豆生南国》（身为老作家、长辈，读一个青年作者的书，需要“捧“吗？显然是套用了通常的“捧读”一词，犯了不得体的毛病。），我深为作者的真诚情感和作品带来的艺术魅力所感动，作者以一曲爱与恨、恩与怨、真与假的情歌，解读男女的情色掌纹，透视人物冷酷或激情的表象，（“以一曲”“情歌”怎么能“解读”“情色掌纹”？“透视”的也应不是“表象”，而应该是内心。从语法上来说，这是主谓搭配不当，是中学生常犯的语法错误。“透视”一句正确的说法是“透过……表象来探究内心”。还有“解读情色掌纹”，难道一部被推崇的小说是写“情色”吗？）直击我们生活背后的各色人生。
（怎么是“生活背后”？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直击”的就是生活中“各色人生”哦--这是最简单的文学理论问题。此外，“各色人生”也不宜一概“直击”的。）同时展现了当代农村社会的传统与变革、愚昧与文明所带来的阵痛和沉思、奋进与观望、希望与茫然……
（“阵痛和沉思、奋进与观望、希望与茫然”这三个短语排序不合逻辑，第二个和第三个应该对换，有“希望与茫然”，才有“奋进与观望”。这三个短语中的每两个形容词都应对换，应是“沉思与阵痛”、“观望与奋进”、“茫然与希望”，因为它们是与“传统与变革、愚昧与文明”相呼应的。此外“沉思”用得不妥，它是不宜与“观望”和“茫然”这样的消极性的词语搭配的。--不注意词语的呼应和搭配，是中学生写作时常犯的毛病。还有，三个短语中的连词也应该统一，不能一个用“和”，另两个用“与”。）
“一方山水一方情”。从刘奇叶近年来创作的小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作品喜欢以湘西南地域为背景，（“为背景”做什么？怎么没写下去了？“以湘西南地域为背景”只是一个介宾短语，下面还要有中心语。）如他的中篇小说系列“武冈三部曲”（即《武冈卤味》、《云山之恋》、《资水从武冈拐了个弯》三部小说），还有乡土小说《无悔我执着》、《爱情回家吧》、《哎，打工》等，都是他真诚感受真实生活的具体体现（这句话不是针对上文举例，与上文连接不上。文章思路不清。又，“真诚感受真实生活”，这样的话多么别扭，读来让人云里雾里啊）。
这部《红豆生南国》更是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湘西南独有的风韵和湘西南人的性情与性格（“性情与性格”，“性情”包含了“性格”，把包含与被包含关系的词语并列，这也是中学生易犯的形式逻辑错误），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在这方面，不难发现，青年作家刘奇叶不管身在何地何时，始终深深眷恋着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对家乡厚怀一片桑梓之情，（“家乡”就是“桑梓”，出现这种错误的原因可能是对“桑梓”的意思不理解。“厚怀”一词属生造，多么别扭！）一颗赤子之心，这对于一名以文为生计的作家而言，该是多么可贵又令人感动的一种真诚的奉献啊！（“眷恋……”，“厚怀……”，怎么是一种“奉献”啊？让人糊涂。有必要特意提出“以文为生计的作家”--暂不管那位作家是不是真正“以文为生计”--吗？难道不以文为生计的作家那样做，就不“令人感动”？）
文学创作是作者能动地运用创造性思维，将自己独特的心理活动付诸外在语言文字的过程。这里面，创新是创作的特征，也是文学作品的生命。我欣喜地看到，刘奇叶在不少小说构思中，能跳出前人的窠臼，另辟蹊径，以新的形式，写出他独特的感受和发现（这不是“构思”问题。也不能说在“构思”中“写出他独特的感受和发现”“感受和发现”应换位置，先“发现”后“感受”。）。
《红豆生南国》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原有的乡村原野（“揭示了原有的乡村原野”的什么？句子缺宾语，又是中学生常犯的语法错误。）又涵盖了正在向城市化发展的小城镇及城乡结合的趋势和背景，（是一个句式杂糅的句子，意思费猜详。大概是这样：小说以小城镇和城乡结合部为背景，叙写了什么什么，其内容涵盖了小城镇和城乡结合部正在向城市化发展的趋势），具有“新”的乡土文学特色。
托尔思泰曾经说过，“只有在主观的真诚和客观的真实相统一的时候，才有现实主义”。刘奇叶的小说创作，包涵了对真实生活的真诚理解和认识（先“认识”再“理解”，词序排列不当。）。如果一个作家对生活缺乏真诚的态度，只是玩世不恭，就不可直面人生，获得人生的真谛。（这一句和下一句逻辑上不连贯。）我读《红豆生南国》，深深地感到刘奇叶对生活的真诚。这种真诚不是肤浅之情，而是至性至情的真诚，是心系桑梓家园（不该出现的用词重复）脱贫致富、人民安居乐业、中华民族振兴的真诚（无限拔高。有必要吗？）！
真诚地期待刘奇叶永葆对生活的热情和真诚，创作出更多地的真实生活的真诚理解和认真（“对生活的真诚理解”是讲得通的，“对生活的认真”就不通了。）的佳作！（“真诚”何其多，全文一共用了十二个，且含意多变，似乎作者无词表意时，就拉个“真诚”出来搪塞，词语何其贫乏。）
以上粗诊正确与否，请智者多加批评、指点。我之所以将其公布于众，一则确是有感于问题的严重性，为着祖国语言的纯洁，再不能藏着掖着，粉饰太平了；再则考虑到中国作家协会寻求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的迫切性，没有批评自我批评氛围，没有百家争鸣空气，何来百花齐放局面？伟大作品又何能出现？所以我觉得我是在做一件大善事。
我也明白，谭谈先生写的只是应酬篇，并非呕心之作。写它只是为了“面子”，一是人之所求，不好拂人面子；二是给个新人写序，捞个扶植新人的面子。也看得出来，谭谈先生未必翻过他所为之作序的作品；更未必认真用文学的普通标准审视过所序的作品。所以，他只是信赖那个书号，便勇敢地笼而统之说些不着作品边际的牛栏里关猫咪的话。正是这种不负责任的随意性，才出了这么严重的语病。写到这里，使我无法不想起前辈作家巴金老的人品、学问。这位著作等身，作品影响、激励了几代人的文学巨匠，却从来不是开口闭口我的那些名作如何如何！而是小心翼翼地警示自己：“不动字典不动笔！”唯恐写一个错字或别字。他在高龄患病之时，仍不倦地写作。他不是伸手向国家要钱要房搞什么“XX工作室”，而是坚持在病床边默默耕耘，写出他的封笔之作的五卷本《随感录》。我以为，尽管伟大作品的成因很复杂，但最起码的要求是写作的人要具备巴金老这种做人的品德。
2010年6月17日记于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