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不离不弃的法新中学（上）

离开法新中学已有三十多年，我常常感念她的包容与善意，虽然只是一所农村中学，没有高大的建筑，森严的门禁和围墙，甚至没有配套的实验室，但她践行“以人为本，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如春风化雨，滋润着一代代学子，成就了一代代农家子弟的梦想。

1978年，新铺小学毕业后，我去到法新中学，这是全公社唯一的中学。由于开蒙比较早，其时我刚刚10岁。法新中学距离我家约2公里，相比于小学，离开家，脱开母亲的视线，我能得到更多的自由和快乐，每天也可以和其他村的孩子一样，自由自在地去上学，可以和喜欢的女生走在一起。

父亲常常不在家，母亲要干活，早餐只能由自己决定，一般是猪油拌米饭，有时母亲会在猪油中藏些油渣，如果幸运挖到，早餐定会丰盛，一天都会快乐很多。其他同学的早餐一般是几个红薯，边走边吃，也有课间吃的，个别嘴馋的同学，忍不住饥饿，趁着上课老师不注意偷偷地吃，如果不巧被发现，老师会不露声色地突然点名，安排回答问题，满嘴被红薯堵住的学生，哑口无言，满脸通红而无地自容，课室肯定是哄堂大笑。

虽然离开了家，没有了母亲的约束，在刚刚开始的两年，上学的状态我没有感觉到与小学有什么不同。二哥比我高两个年级，为了不影响二哥的学业，进入初中阶段时，家里把放牛的任务交给了我，为此我经常迟到，有时被老师罚站在课室门外，少则三五分钟，多则十几分钟。学生迟到，在当时的农村学校，比较普遍，大多的孩子要承担放牛、打柴或是割草的家务，但我比较特殊，不仅是长期而稳定的迟到，而且还因为实在忍受不住腹中饥饿经常早退，早上8点多离家，下午两三点才放学，腹中早已是肚皮贴了后背，在正是求学的年龄，上课居然不是我的主要任务，仅仅因为其他的孩子都在学校，自己觉得也应该去学校，只有坐在课室，我的心能安定。学校对我而言，或许只是劳作的驿站，如果能够顺便学习些东西，那应该是万幸。在那样一段段尴尬的时光中，我读到了初二，学习成绩虽然不是太好，但也平平常常。

在我进入初二下学期时,家里修建新屋的红砖已烧制完成，并且开始建造。由于在家时间较少，除了农忙和星期天，没有太多与父亲争执的记忆，在少年时光中应该是少有的一段平静。夏标是我初二邻桌的同学，是名留级生，上课时好斗好动，自己也是“臭味相投”，虽然比他小好几岁，但经常是你一下我一下地推推搡搡，从不相让。一天下课，他突然无故将我的书包扔到地上，我也毫不犹豫地扔了他的绿色军用挂包，但此时他的书里装的不是书，而是他奶奶委托拿去卖的鸡蛋，事后清点，仅剩下两个完整的，其他还有27个蛋黄，我顿时如泄气的皮球，知道闯下大祸。最后我俩到课室傍的菜地协商，我答应赔偿他3.75元，并写下欠条。

三块七毛五，对我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在放学的路上，我时时盘算该如何应对和筹集，但我仍然装出平静的样子，唯恐在学校惹下的祸端被家人发现，当时家里每天都在建屋，他们没有发现我的不同，我一如既往地上学。刚开始，夏同学不敢在教室里向我索要，自己也有意躲避，不给他单独接触的机会，我想，拖一拖或许能够过去，或者等自己有钱了，再还给他。后来他发现我在回避，每天放学后在我放学必经的菜地等着我，进行恐吓。

我逐渐感觉到来自夏同学的危险，从时不时逃课到有了不上学的念头。一天上午，班主任发现我一段时间总是迟到或是旷课，就询问原因，我说家里正在修屋，要搬砖做小工，老师信了我的话，只是说“那你把屋修好再来吧”，我听出了他的无奈，很显然老师说的是一句气话，因为那种情况在当时农村还是较为普遍的。为了躲避夏同学的纠缠，老师无意中说的一句反语坚定了我休学的念头。回家后，我主动跟父亲说，我不读书，在家修房子。父亲默认了，就这样，十二岁的我就成了建筑工地上的一名小工。

终究离暑假只有半个多月，但家里人始终不知道我的这段逃学逃课的真实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