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学生，要写有意思的作文*

钟世华

读贾平凹的《我是农民》，一读就觉得有意思，你看他写的是些什么呀——

读了不到两年的初中，学校便放了长假。我被划为了1967年的初中毕业生，那时我才14岁，瘦瘦的脖子上顶着一个大脑袋，脑袋的当旋上有一撮高高翘起的毛发。我总打不过人，常常人揪了那撮毛打，但我能哭，村里人说我是刘备。

在我有限的阅读空间里，能够这样的写人、写自己、写文章的作家是不多见的，就像能够这样的写人、写自己、写文章的学生是不多见的一样。

能够这样写文章的人，容易讨人的喜欢，因为读他的作品，让人觉得有意思。几年前，我在《初中生·作文》上读到一篇文章，题目叫《有意思，就是有意义》。大概是说学生作文不要被意义所累，要把文章写得有意思，有意思本身就是有意义，它的意义就是有意思。我很赞同这个观点。学生时代是个有意思的时代，有意思的学生写出来的东西应当有意思才是。有个学生写《一只坚持不懈的甲虫》，她是这样写的：

我把一只金色的甲虫，套在了我的笔套里。我想，先观察观察它。过了几分钟后，我发现，它坚持不住了，它需要空气，不过，只有最上面的小洞能帮它，我看着它爬上去。我突然看见它只有5条腿，于是，我在桌子上找了找，果然有它的第6条腿。我又想了想，如果它是蚂蚁的话，那么它一下子就上去了，并且蚂蚁那么小，还可以从洞里爬出来，不过如果它还是5条腿的甲虫的话，既不能爬上去，也不能爬出来。

我跟她说，这个文章写得有意思，今后的文章就这么写，而且我告诉她，大作家也是这么写文章的，然后就给她朗读了刘亮程先生《一个人的村庄》中的那段《三只虫子》。

作文不能追求有意思，写作文不是因为有意思，很可能连带把作文这件有意思的事变得没意思。作文这个东西原本就不要当饭吃，真要让人觉得没意思，人就没有必要非写作文不可——但是一个觉得作文有意思的人，却很难写不出有些意义的文章。

所以说作文如果还要人来教，不见得要教他如何写得有意义，而是要请一些有意思的作家，拿他们最有意思的作品，借用《初中生·作文》里的说法，让“贾平凹教我写作文”、“刘亮程教我写作文”，其实也说不上教，是互相学。从“作文本领”的许多方面看，一个最顶级的作家，也就和一个最本真的学生差不多，让他们在一块，好处是，无论作家与学生，说出来的话，写出来的文章，会一直很有意思——你看连横眉竖发的鲁迅，无论写的是阿Q，还是阿长，都一样有意思。

和许多人一样，我做学生时，也一直认为鲁迅的杂文是杂文随笔里最好的，后来产生过犹疑，但仅仅是犹疑，再后来读到钱钟书先生的《读伊索寓言》、梭罗先生的《瓦尔登湖》以及王小波的杂文集，才敢确信事情真的不是那样，因为杂文、随笔还可以写得更有意思。

由《我是农民》来看，贾平凹窝在老家勉强算是农民中的“知识青年”的那个时候，最有意思的事情之一是做城里来的知青，所以他写道，他这个农民中的“知青”是多么羡慕从城里来的知青啊——

他们敲锣打鼓地来，有人领着队来，他们从事着村里重要而往往是轻松的工作，比如赤脚医生、代理教师、拖拉机手、记工员、文艺宣传队员，他们有固定的中等偏上的口粮定额，可以定期回城，带来收音机、手电筒、万金油，还有饼干和水果糖。他们穿军裤，脖子上挂口罩，有尼龙袜子和帆布裤带。他们吸引了村里漂亮的姑娘，姑娘们在首先选择了他们之后才能轮到来选择我们。

这就不仅是有意思了，这是什么？说的就是社会公平啊！如此意义重大的东西都可以写得这样有意思，那就还可以把话说得更有底气些：在最有意思的学生时代里，什么时候语文教师觉得批阅学生作文是很乏味的，那么，你可以相信我，什么时候我们的作文教学就基本上是失败的。

* 本篇最初发表于《初中生·作文》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