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兄妹八个,大姑排行第四。
大姑出生在文革前夕,经年的公社体制下,农村生产力极为低下。挣工分,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劳作方式依然盛行,加之刚刚过去的自然灾害,农民生活可谓苦不堪言。那时候,又赶上爷爷划为右派,外放改造。家里的大大小小的事儿便全都落在奶奶和父亲兄妹的身上,这对原本就不富裕的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生长在这种环境下的大姑从小便乖巧懂事。小的时候,为生产队放羊、扯猪草挣工分,再大一些时,大姑就已经开始跟奶奶下地干活儿,挣工分儿了。那时,家里又添了二姑,奶奶又没法下地干活挣工分了,这个家也就越来越窘迫了。
大姑好早就嫁人,可能是家里太穷了。嫁出了就少了份口粮,也好挣男方一点彩礼贴补家用。那时的婚姻自然是包办的,大姑是没有发言权的。也许是这不了解的结合,给大姑无穷的烦劳,家庭关系和家里经济状况一直都不怎样好。这一切,我自然都是听父亲说的,因为大姑早嫁,我一直都对她没有什么印象。
表弟、表妹的出生。对她这个经济不好的家又是雪上加霜,大姑父好赌,十次出外面地里干活,有九次是和别人在外面打字牌、扑克,而且每次都输。这样,不但误了阳春,而且让这个家负债累累。吵架也就成了家常便饭,大姑常常怨自己命差,嫁了个赌鬼。这样子,生活自然也更为窘迫,我曾听父亲心酸地对我说过一件事:大姑自从嫁过去婆家,猪油都不能多吃,每次父亲去走亲戚看大姑时,总忘不了从我家的油坛子里装一大碗给她。
时间就在这窘迫的生活下过着。转眼,表弟、表妹长大了,该上学了。这又是摆在大姑面前的一大难题。为生计所累,大姑在88年就南下广东打工了,成为南下寻梦的第一代民工。那时,广东开发程度不够,在当今为以发达的深圳市,那时也就是零落的、依山而建的几个工厂,厂房好都是些铁皮,临时性的。去广东也没有车坐,非到先到衡阳,然后坐火车去。但即使是这样,大姑也没有抱怨过什么,她仍然一如既往地任劳任怨。仍然,在月底把省吃俭用攒下的工资,一分不剩的交到家中。
原本以为,这生活有了起色,家里的钱也多了起来。可是,不安份地大姑父不好好在家种地,拿着大姑积蓄几年的钱买了台手扶拖拉机跑起运输来。这本是件好事,但是好酒的大姑父,酒后驾车出事了,撞死了一个老人,自己的腿也受伤了。这一下子,大姑的工也打不了,心急火燎地赶回家,用打工所有的积蓄料理完老人的后事,然后又得伺候受伤的大姑父。这样,这个家又回到了原点,就连猪油又得打娘家的人主意了。
再紧的日子也得过啊。大姑就这样子被家所累,也就不能出外打工了,她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干农活,然后一年喂几头肥猪卖钱,维持家用。
就这样,表弟、表妹也慢慢大了,大姑父的伤也慢慢好了。时间也到了新世纪,成绩不好的表弟、表妹,也随着这个社会的潮流来到了广东。
这下,苦难的大姑也该解脱一下,享几天清福了。可是,生活就是不能如人愿,表妹外出不到一年,就远嫁外乡了,也就管了了那么多了。表弟也不是省油的灯,来广东这么多年,从来不好好上班,天天对着大姑抱怨生错地方了,自己为什么不能出生在富有之家,自己为什么要天天对着机器赚几个小钱,抱怨自己为什么不是外面开跑车的公子哥们。
大姑常常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也许她是在为自己的境况自我解嘲,也许是一种无奈,也许是一种安慰,也许是…
再见到大姑是2005年的事。那里,我在工厂的食堂管事。大姑打电话说要到我那里做清洁工,那时我是惊愕了好一阵子。我想不到,大姑还想出来打工。我本想说一些你应该怎样…怎样的话,你不应该出来,而是在家好好享福之类的话。但是,我忍住不说,我想,她不是非常为难,她不会说要出来打工。
她在饭堂又做一年的清洁工。我常常看到她佝偻着背,吃力的拖着大拖把,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生活就是这样,这也许是宿命。
06年,我又换了行业。这以后,我就为自己的生计奔波,也就慢慢淡忘了她。
今年大年初二,再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在叔叔、小姑的帮助下,开了个小店维持生计。见到我们,她总是幽幽地说抱怨着表弟如何、如何不争气,大姑父又如何、如何游戏人生。
年纪不大的大姑,脸上写着沧桑,岁月让太多的无奈刻画在那一道道地皱纹里面。吃饭的时候,她又喃喃地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我从不信命,但是从大姑的身上,看到世间的无奈,岁月的无情。有的时候,我常常想,人和人差别为什么那么大呢?
这或许就是命吧! 我想,不但大姑信命,这以后我也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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