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回乡下的老家,闲暇时信步在田野里漫步。田畴间有几块曾经是我家的责任田,二十年前我和老婆像宠儿一样服侍过它们。怀着对老朋友似的眷恋,我一一前去“拜访”。流连间,昔日寒来暑往披星戴月辛苦劳作的一幕幕视频在脑海里回放,也感激着它们对我们家慷慨的赠予,让我们一份耕耘有一份收获。
徜徉着,比照着,我突然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发觉了我们的责任田与比邻田的一个秘密——当年的责任田是以组为单位划分的,各组分到不同地段、不同质量、灌溉条件优劣有别的股份以后,再具体分摊到每个农户——而我家的田每个地段都在本组其他农户最边远的地带,质量虽然基本相同,可是灌溉条件差,水路远。显然,这是当年分田时几个叔侄兄弟刻意而为的。
那时,我和老婆都是民办教师,以往体力劳动参加得不多,更没有劳动技术和经验,对生产队农田的优劣、灌溉难易等都不甚了解。同时我一向书读得少却有点书生的迂气,既无害人之心,也没有防人之心,在分田时,任由他们摆佈。本来每分一个地段时,采取拈阄的办法定优劣、次序,可是据我所知,其中两个人专好取人家的摩天岭,平时不管分什么物品或办事情,做阄时总能让别人拈到稍次的,自己拈到长阄。虽然我当时因为缺乏防范心理,没有发觉他们耍狡,但是从我家每一股田都占劣势就能推断,他们正是利用我缺乏经验和书呆子气这一点,有意作弄。
拥有这些相对地处偏远、放水困难的耕地,就意味着我们的生产成本和付出的劳动代价比他们的要大。单说水路远这一点,每到天旱时节去放水灌田,必须先给前面几户的田放满,才能流进自家的田。有时候缺水,必须夜以继日守护在渠道上,以防别人掘开口子。多少个不眠之夜,我和老婆轮流巡逻在水路上,暑热疲劳,蚊叮虫咬,全然不顾;而他们却坐享其成,酣然入梦。有一年,那个大叔要我把水路最远的鼓车田那丘留一部分作晚稻秧田,他家的秧田也在我家的上面那丘。谁料到,育秧其间,我每天都要给他的田泱满水才能流进自家的。一旦缺水,放水规定了时间,往往刚把他家的放满就到了时限,他则早把田坝口子固定了高度,不许我掘开。我只好为他做义务工,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秧田受旱、开裂。可要是发生涝灾,他就把口子全部掘开,不管我的禾苗被洪水淹没,田堪被冲毁。那年插晚稻,我们费尽了周折和艰辛,因开裂而泥土黏结,田里洗水太浅,要把一个个粘着泥巴足有脸盆口宽的秧把子提到田下面的河里洗,再一担担挑到很远的田里去插,时值大暑季节,骄阳似火,我们搞得比老天还热火。
好在那时我们对被作弄没有觉察,一直蒙在鼓里,年复一年精心舞弄着那份耕地。生产责任制让包括我们夫妇在内的所有中国农民释放出无穷无尽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热情,一心只想摆脱贫困奔小康。我们还肩负着赡养父母和培养三个孩子读书的义务和责任,更加不敢稍许松懈。因为我在乡中心小学负责,也是十分卖力的苦差使,不敢掉以轻心,所以老婆成了家庭建设的功臣。尽管节假日我也参与一些劳作,孩子们逐年长大也能帮点小忙,但是种责任田(使牛打耙请人帮忙)、养猪放牛和做家务基本上被她一肩挑,还要不折不扣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那些年,她只感到有使不完得劲,做不完的事,总是力求比人家做得好,效益高。对于比同组的人多付出代价,全然不觉得吃亏。
老天是公平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全家人怀满理想和希望的艰苦努力下,我家一步一个新台阶,生活上,从贫困边沿步入温饱行列,家里粮满仓,猪满圈,鸡鸭成群,自给有余。有些以为我们不会种田而想看我们笑话的人,后来反而要到我家借粮食度荒月。责任制不到两年,我凭自学和拼搏,通过激烈的竞争,由民办教师转为国家教师,还忝列中心小学校长职位。我们的孩子们也很争气,都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学堂,走上工作岗位,有了各自的事业和家庭,老婆后来也转正为国家教师。我们家较完美的境遇,成了当年全乡同仁们津津乐道而又羡慕的对象。
当我们一家的户口全部农转非——用当年的流行语叫做端上铁饭碗以后,那份责任田也被退给集体,于是我们只得与相濡以沫十多年的那份耕地道声拜拜了。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才突然发现那些年被人耍弄的端倪,不禁哑然失笑,自嘲于自己毫无心机的迂讷之余,也慨叹于那些叔侄兄弟的狡黠,惋惜于一些变迁的世事、人事。我们在“吃亏”中不知不觉一步步走过来了,可是有些凭着奸诈狡猾占便宜的人,并没有在“便宜”中滋润出什么门堂来。也许是巧合吧,那位让自己拈到第一阄占尽灌溉之利的族侄,因忽视道德修养贪婪小利而获罪坐了三年监牢,那位大叔因种种缘故英年早逝,还有一位族兄因为缺乏对天道酬勤的认识而几十年如一日地“享受”着贫下中农的待遇。
比起这些狡黠的叔侄兄弟来,吃亏的我们算是有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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