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铺街旧事

（一）新铺街旧事

1968年农历7月下旬的一个早晨，一阵婴儿的啼哭打破了新铺街的宁静，一个男婴呱呱坠地，小生命的到来，并没有给这个家族带来太多的喜悦，只是给这个平常的家庭增添一份平常----我已是李家的第六个孩子。

新铺街位于湖南武冈东部边陲，四面环山。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中国农村社会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行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以生产队作为最基本的核算单位。新铺街是新铺生产队的别称，因地形分布，东西狭长，类似城市街道，本地人常说为新铺街。街面由青石铺成，往东是新宁的大早田，穿过街道向西是法新公社。新铺街坐北朝南，背靠石山和君山，对龙开阔，当地有名的风水先生常说新铺街是个好地方。新铺生产队隶属新铺大队。

我家的木屋居于街道的中间区域，街道宽幅不大，房屋临街修建，街道不长，自东向西不过千来米距离，住着林、马、李、欧、黄、伍等二十几户人家，他们错落分布在街道的两侧。生产队每天在吃饭后出工前，街上的男女老少都会聚集在街东头的马老板家门口，听马师傅讲白话，谈古论今，荤俗相杂，无不笑得前仰后翻。马老板以打豆腐为谋生，老幼无欺，方圆几十里，颇有赞誉，他把豆腐磨好后，放置在门口，来买豆腐的，不管马老板在与不在，只管留下豆子，取走豆腐，不要守候，买卖十分默契。马老板有三个儿子，老大是老师，为人和善，与世无争，可能是老师身份的原因，常常只是听着，偶尔笑笑，不做发言，老二沉默寡言，只知干活，少有言语，从不参悟街头的笑话，马师傅是叫马昌安，是马老板的三儿子，也许是老大老二不说话之故，他把两个哥哥说话的天份全霸占了，显得特别能说，敢说，也特别会说，他善于讲鬼怪故事，插科打诨，有张有驰，风趣幽默；他也敢于仗义直言，为弱势一方发声，深得邻里喜爱，在文化生活落后的集体生产时期，马师傅给新铺街带来了莫大的快乐，在街上长大的孩子，没有不喜欢他每天饭后准时开讲的“笑话联播”，因此，街坊都尊称他为马师傅。

国家在80年代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前，街上各户人家子女较多，一般有六七个，少的也有三四个，待到他们后来开支散叶，各自成家，新铺街才以旧街为中心向四周扩展，待到90年代后期，我从部队探亲归来，旧时的街道已不复存在，各家各户大多搬离了旧街道和原来的老屋，散居到各个村路的两边，这不仅意味着新铺街一个时代的结束，也预示着一个改革开放、人员流动以及思想活跃的时代已经来临。

父亲是公社的一名干部，常年在外地上班，具体从事什么工作，他从来不说，家人不曾提及，他年轻时在武冈城郊的一个大队蹲点，也去麻林水库工地修建水库，我能记事时，记得与他一起住过帐篷，有时半夜大雨，帐篷到处进水，他把我在床上挪地来挪去，只为要用铝桶接住漏进的雨水，雨滴打在桶底发出刺耳的声音。那样的雨夜，经常发生，也深深地印在脑海。父亲临近退休前几年，他才进入银行系统。

我上面已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是按照大姐、二姐、大哥、三姐、二哥排序的。我一生未曾谋面的大姐在她三岁时因病去世，因此后来我们只能把二姐叫作姐姐，不能称作大姐的原因，称三姐为二姐，因为跟二姐、二哥间年龄相差不大，加之自己的顽皮，小时候我对二姐、二哥的称呼常常直呼其名，吵闹时甚至是绰号相骂，他俩没有享受过姐姐和哥哥的尊荣。家里有台缝纫机，农忙时母亲在生产队挣工分，闲时，也给乡邻做点缝衣补衣的事，不收工钱，换着做些家务而已。在六七十年代，缝纫机是个稀罕物件，在新铺街上，没有第二家。母亲能帮别人做点针线活，是个体面的事情，因此我也时常把裤子放上去，在屁股与膝盖处密密地纫上线，以防止破损，没有作业本，我常常把哥姐姐作业本后面有几张没有写完的纸裁剪下来，趁着母亲不在家时，用缝纫机纫上线，订成一本，我常以为自豪。

我家位于街的中段，与刘姓一家合用一栋四排三间的木屋，两侧厢房一家一间，堂屋为共用部分，堂屋后边的伙房一分为二，各用一半。在当时的乡下，这种合用堂屋情形并不少见。街上的房屋排列比较紧密，就算不是合住，大多的两座屋之间间隔也仅一两米左右，仅能供牲畜出入。刘家的两个女孩，一个名叫金莲，一个名叫玉莲，对我照顾有加，因与我的大哥和姐姐年龄相近，我称呼她们为姐姐，母亲干农活外出，时常由她们看护，及至入伍当兵后回家探亲，母亲还不时描述玉莲姐如何照看我的情形。

母亲很勤劳，自己不闲着，也不让小孩偷懒。每年的三十，吃完早餐，母亲会安排我们给桃树、李树、枣树、梨树等果树喂饭，用菜刀在树的底部割开一个四五公分宽的口子，然后放上一小条根饭，以期待来年丰收。正月，是孩子们最好玩的时节，打雪仗，堆雪人，踩高脚，放炮仗，捉麻雀，从没有玩够的时候，玩兴正酣时，常常被母亲喊回家，要跟随大人参加生产队组织的社员植树，树苗由大队林场分配，在完成集体植树任务后，生产队会将多余的苗分配到家，也有人家不要的，母亲常常要我们将别人遗弃的树苗种到屋后的菜地边，待到后来我从部队回家省亲，我家庭院已是树木环抱，果树成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