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世华
如果以儿童的名义，如果让心做主，将骆宾王那几句：“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比较袁枚的那几行：“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我当然更喜欢那几行袁诗。骆宾王写他那几行诗时，据说还是一个七岁的儿童，然而还不如这几行袁诗来得更好玩：轻松、活泼、自由、有趣、有味儿，与儿童一样。
在古今中外流传下来的很多由儿童写的诗文中，杰出的当然有。但这几行骆诗不算。本来，骆宾王凭借当时的儿童身份，而且又才情过人，尤其是他以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完全有可能在那次宴会上，为后世所有的中国儿童留下一首很像样的咏鹅诗的。所以起手就不凡，吟出了让儿童们欢喜不已、倾羡不已的前两句。但麻烦马上来了。尽管这并非一首严格意义上的格律诗，最多也就算个古风，但格律诗正开始进入巅峰期的文化大氛围，社会大众对诗歌的鉴赏标准，尤其是大众通常对四行诗后两句的无比重视与谨慎，当然或许还有骆父于宾客前的无限期望，以及骆宾王自己也想拿才气做点炫耀，这么多的人与东西糅杂在一起，终于共同接出了工巧得好叫人欢喜，也好叫人心酸的后两句。
如果仅仅把问题说到这一步，很可能会让人误会，我是在质疑诗歌的格律。然而同样是在格律的大环境里，袁诗却可以句句尽抒“所见”的趣味。袁诗不仅有趣有味儿，和那几行骆诗比较，还有个不同。骆诗或许只有少数几个“神童”才写得出，但袁诗差不多只要是个儿童都会写。但袁诗的确是诗，而且是格律诗，甚至是好的诗、好的格律诗，就如同苏轼的词是绝妙好词一样——虽然苏轼往往作词不合音律（李清照说的）。音律、格律本身都没有错，错的是因为它们的没错，而忽略了我们的心和性灵等更没有错的东西。
在群星璀璨的中国格律诗中，李白的诗歌无疑是最夺目耀眼的。李白的大量诗歌以其独特的轻松、活泼、自由、真诚、有趣、有味儿，最容易划破时代的长空。这种话语方式，让李白的许多诗篇几乎没有采用中国话语方式时无可避免的时代烙印，而并不单属于任何一个时代，却属于任何一个心灵。“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哪一句都如天上那轮古今与共、童叟与共、熠熠生辉的明月，以至于根本无需经过头脑，而一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头洒下满天星光。
另一位同样“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的诗人屈原，他的问天索地的楚辞，当然完全可以称得上惊天地泣鬼神，但真要比起动人心来，却不仅要逊色于还古老于它数百年的荷马史诗，也要逊色于年轻于它千余年的李白诗篇。因为屈原采取的是一种绝不让人轻松的话语方式。如果没有专业讲解，或者自己没有学富五车，那首《离骚》恐怕连我们的头脑都无法进入，哪里还谈得上动心。
然而即便如此，考察中国话语方式的发展脉络，还是会发现一个很让人心动的现象：从诗经到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到现代诗；从先秦散文，到唐宋古文，到现代白话文，连接而成的，竟然是一条直达我们心灵的话语通道——尽管在这条每个路段都格律重重的通道上，我们一路徘徊、迷惘、折腾、争斗、也颓废过不知多少时光。比如说今天的一些现代诗，虽然从名目上也叫现代诗，却比诗经楚辞更让人不知所云；一些现代文，虽然从名目上也叫现代文，却比先秦古文更让人不明所语。
这当然不能怪格律。
同样，再回到那几行骆诗，问题的焦点显然就更在于，骆宾王咏鹅时，毕竟还是个儿童。所谓孺子可教，在教育里，从来就是个喜忧参半的东西：不管面对什么，儿童都更容易被糊弄。
儿童是个最轻松、自由、活泼、真实、真诚、有趣、有味儿的时代。什么时候开始——骆宾王肯定不是第一个——直到今天，儿童一进入到赋诗、作文的领域，就变得无趣、无味直至索然无味起来：要么就都变得思想深沉起来，言辞讲究起来，话语矜持起来，就如骆宾王咏鹅，要咏得那般工巧精致，以至于不惜将一首诗前前后后拉开至少一代人的年龄差距与审美差距；要么就厮混在一片太阳公公、月亮姐姐、春姑娘的矫情世界，让人听着读着都起鸡皮疙瘩，心里老堵得慌，替他们别扭得不好意思。一种不由衷的持重，一种太矫情的童真，一样透露的，是多么别扭的话语尴尬！
我一直在作文里放任儿童说话，一直在作文里等儿童说出既不过分持重也不太矫情，很无忌也很有味儿的话。每次等到一两句这样的话，我的心就发跳，眼就发光，手就发抖：
……老师拿蛋和牛奶来了，我好想吃了。因为我今天早上没吃饭。大家在说话。老师说：“大家只要不说话，老师会快点。”老师说了，大家就不说了。我们坐在第三小组。老师先发第四小组。我以为是我们组。老师又说了第一小组。我说：“老师，第一小组有人在说话。”
这是我从学生作文簿里摘录出来的文字。这样的文字，这样的轻松活泼的叙述，这样的妙趣横生的话语，这样的没有高度的高度，这样的闲庭信步的取景视角，这样的不像作文的作文，这样的来自心的最底层的东西，在小学生语文教材里看不到，在许多的儿童读物里看不到，仅仅在小学生作文簿里出现，会显得多么的单薄无力，多么的让人不屑与觉得很无聊。对于这样的文字，除了最多言不由衷地附和一句“好哩是好”，谁会拿它当真，谁会正儿八经地给它打上高分乃至满分，谁会给它底气：老师就喜欢这样的文字？
幸而，这样的文字，竟然还能在一两个有影响力的人那儿，找到一些让人欢喜不已、自信不已的参照：
……秦老师的目光在寻找举手的同学。马小跳侧着身子，热心地帮秦老师寻找。他发现丁文涛在举手：“秦老师，丁文涛在举手！”
……那天早晨和往常一样，马小跳、唐飞、张达和毛超四个人勾肩搭背、欢欢喜喜地进了教室。站在讲台上的路曼曼，叫他们马上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许动。马小跳立即反抗：“还没有打上课铃。”
——杨红樱《开甲壳虫车的女校长》
一个做儿童文学的人，一个儿童，彼此素未谋面，年龄悬殊，话语的方式却如出一辙，几近雷同，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仅仅从总是能够让马小跳嘴里说出这样的话，差不多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儿童，都很愿意读杨红樱的儿童文学作品。
是的，当我们误入一种话语体系里鱼龙失所依太久，突然有个似曾相识的邻家阿姨走过来对你说，“跟我回家吧孩子”，会有多亲切——其实何止是儿童，如果让心灵做主，我们或许会排斥一种话语太深沉艰涩，或许会反感一种话语太庄重严肃，或许会鄙视一种话语太优美精致，更难以容忍一种话语太矫情太做作，也难以接受一种话语太浅薄太呆板，但是，我们很少会不欢喜一种话语很轻松、活泼、自由、有趣、有味儿。多少有高度、有深度、有文采的文字，我们却并非肯接纳。不是我们不接纳，是心不接纳。高度、深度，当然是需要的。但再有力量的高度、深度，它也得顾忌以一种怎样的话语方式，去进入与征服我们这颗高傲的心灵——如果非要用一个很俗气的比喻来表达，那么，也只有这颗很高傲的心灵，才配称作我们的话语之乡。
* 本篇最初发表于《湖南教育》中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