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弟一家仍然租住在松岗街道东方村,这是一片老住宅区,破旧、拥挤、杂乱,在这里租住的,基本上是靠打零工为生的民工,姨父已经在这里租住了十多年。
这十几年来,我每次过去都要姨父他们来接我,这个地方来了很多次,每次都找不准具体方位,小巷连着小巷、房屋挨着房屋,一走进去,我仿佛陷在一个破败的蜘蛛网中间,茫然失措。这次我又是提前给姨妈打电话,姨妈告诉我他们现在住在文天祥纪念馆附近,我才找到他们的租房,才又一次见到表弟。
上一次见到表弟,是2010年7月份,其时表弟正住在深圳市人民医院,还处于浅昏迷状态,因为大脑做过开颅手术,头上缠满纱布,颅骨取掉的那一部分,由于积液,鼓得老高;一双眼睛茫然失神,呆呆地看着我,我心里一阵阵抽搐;脖子上接了根管子,吸痰与进食都是通过这根管子,看得人头皮发麻;右肢处于瘫痪状态,一动不动,左肢却一直在挣扎,或许他正处于无意识的痛苦之中,为了不让他的挣扎扯掉输液管,只得用布条将他绑在床上。
这时候的表弟,比两个月前要好些了。表弟是2010年5月份出的车祸,那天他公司放假,于是搭乘电单车去福永见一个朋友,结果在路上被一辆疾驰而来的货车撞翻,电单车司机腿骨骨折,而表弟撞成重伤,头颅破裂、肋骨断了数根、肝肾肺等内脏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经过福永人民医院的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但是一个多月过去了,一直在重症室无法苏醒,大脑积液的问题也无法解决,只好于6月底转入深圳市人民医院。
深圳市人民医院的主治医生说,表弟可以治愈,但是能恢复到哪个程度不好说,毕竟伤势太严重,残疾的可能性比较大。
既然无生命危险,我们的心也踏实了一半,于是我们分头筹款缴纳医疗费。姨父长期打零工,收入不稳定,积蓄无几,表弟刚进工厂不久,也没存款,我们这些亲戚都是工薪阶层,但是都尽最大努力资助表弟。这起交通事故,经过交警部门认定,货车司机与电单车司机负同等责任,表弟无责,所有的医疗费用都应该由货车司机与电单车司机承担,但是他们两人在事故发生后,不但一分钱没垫付,而且先后玩失踪,我们再也联系不上了。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无助无奈,就连去派出所报案都不受理,因为这是民事纠纷而不是刑事案件。或许,弱势群体永远处于弱势的地位吧。
这件事情,《南方日报》(http://gd.nfdaily.cn/content/2010-06/29/content_13266192.htm)与《晶报》(http://news.sznews.com/content/2010-07/05/content_4721027.htm)先后有报道,我身边的朋友也慷慨解囊给我表弟捐赠了数千元,通过这件事情,我深切感受到人间还是有真情的,人间还是有真爱的。
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回到了湖南,表弟的情况只能通过电话获知,得知他一天天好起来了,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了。
2011年表弟依法起诉货车司机与电单车司机及货车购买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但是三被告经法院合法传唤均未出庭。判决结果出来快一年了,表弟应得的赔偿费除了保险公司之外,另外两个被告的赔偿金一分未付,且从未露面。
表弟的医疗费用总共28万多,都是东挪西借凑齐的,这些债务给这个贫穷的家庭带来沉重的压力。表弟出事之前,我曾到姨父的出租屋玩,那时候,姨父的日子还是过得很轻松的,表弟结婚了,虽然经济不宽裕,但是在工厂里面做技术员,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表妹也结婚了,夫妻和睦;家和万事兴,姨父对当时的境况很满意,同时说,趁现在还是打工,也可以攒点钱,为表弟他们减轻点负担。
但是,这个温馨的家庭就被这突如其来的车祸毁了。表弟出车祸的时候,女儿刚出生不久;经过一年多的治疗,表弟出院了,经过伤残鉴定机构鉴定为一个四级伤残一个七级伤残两个十级伤残;表弟在家人的照料下一天比一天好,他老婆也于去年腊月底生下了一个儿子,为这个家庭带来一丝欣喜。但是表弟的老婆在这个家庭中看不到一丝希望,带着女儿离开了,留下一个在襁褓中的儿子。
这次见到表弟,他正在笨拙地逗儿子玩。孩子很可爱,时不时地咧嘴笑,才四个月的孩子,他的世界应该是纯净的。为了让小孩子健康成长,姨妈辞掉环卫工人的工作专门照顾孩子,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又落在姨父身上。我到他们租房的时候,姨父外出干活去了。
表弟一家租的是老房子,房租三百块,还不算贵,姨父现在虽然年近六十,但是干活很拼命,一天可以赚两百来块,一个月可以干二十来天,这些工钱可以维持小孩的奶粉钱及一家人的生活开支。
表弟现在说话很慢,也含糊不清,他努力让自己说得更好,表弟说自己的右眼看不清楚,估计视网神经坏了,右边躯体还不能自如运动,走路有点跛,吃饭的时候,基本靠左手,右手只能起辅助作用,当初损伤大脑的后遗症显露无疑;右脑边上明显的塌陷,那是开颅手术后的疤痕。表弟担心自己恢复不了,神色间很忧郁,但是对自己老婆的出走,表弟表示理解,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自己出了车祸欠下一大堆债务,现在没有完全恢复,暂无劳动能力,老婆如果跟着他,肯定会吃不少苦;本来指望法院判决后,被告能赔偿,现在得到的却是几张薄薄的纸。表弟从柜子里拿出那本皱巴巴的判决书,我接过来,感觉有千钧重。
我只有安慰表弟,说身体可以慢慢恢复的,最起码今年比去年好,明年肯定会比今年好,一年会比一年好的。我说话的语气很肯定,表弟看着我,点了点头,说但愿如此。
表弟带着我在东方村的小巷子散步,边走边聊天,说自己对这个地方很熟悉,随便怎么走都不会迷路。表弟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看着表弟蹒跚的身影在老巷子中晃动,我赶紧拿出相机拍下了这一场景。表弟的背影很孤单,但是在这冷清的巷子中也是一道灵动的风景。
我们散步回来,姨妈开始做饭了。姨妈用一个旧油漆桶作灶,烧柴火。煤气现在很贵了,烧柴,可以节省很多钱呢,姨妈告诉我。
吃晚饭的时候,姨父回来了,骑一个破三轮车,上面堆满了废旧木料,这些木料,估计可以烧好些天。
席间,姨父的语气很坚定,说自己还可以干十年二十年,表弟只要坚持锻炼把身体恢复就可以了,孩子由爷爷奶奶抚养。我知道,他是给自己打气,也是给表弟安慰。对于被告不依法赔偿这个问题,姨父长叹一声:“这些人真没良心。”希望人人都有良心,是他最朴素的愿望。
晚上我告辞回家,表弟和姨父都说要送我,我劝阻他们,说自己可以找得到巷子的出口了。
从巷子里走出来,路上碰到三三两两聊天的民工,他们的嗓门很大,用家乡俚语大声说话,听得出来,他们对目前的生活很满足。
终于走出巷子,来到车水马龙灯火辉煌的大街上,仿佛从一个世界走到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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