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一个宴会上,有个哥们喝高了,拉住我大倒苦水,说他以前生意好的时候,腰缠万贯,高朋满座;今年公司倒闭后,负债累累,以前的“高朋”个个对他敬而远之。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这个哥们絮絮叨叨地感叹。
我说,他没有真正的朋友,真正的朋友不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但是可以同甘共苦的;真正的朋友不是用金钱来维系的,或许只是一声问候道声平安。于是我将我八年前的一段经历说给他听,他听完后,良久,说了句“你比我幸福”。
说真的,这段经历不怎么幸福,甚至有点心酸,但是,我这辈子恐怕也忘不了这段心酸并幸福着的日子。
那是2000年春,我和同学宏智、培基相约来到东莞市长安镇找工作。
当时,戴甲权、肖大、夏猛三个同学在长安打工,都是刚进工厂,职位不高,工资也不高,但他们三个还是集资在锦厦村租了间民房添置了些生活起居用品,将我们三个安顿得妥妥当当。
我们是同学,更是朋友。自从毕业分别后,我们保持的是书信、电话联系。如今,几个老朋友终于团聚了,我们显得分外激动与兴奋。所以一到晚上,六个人就在租房里做饭、吵闹、闲侃,累了就相拥而睡,其乐融融相处无间,跟在学校宿舍没什么两样。
早上,我们同时起床,上班的上班,找工作的找工作。
戴甲权他们三个早我们来东莞,对这边的行情相对熟悉点。早上出门前,他们嘱咐我们,找工作一定要厂门口的招工信息才可信,那些电线杆上的、路摊上的、职业介绍所里面的信息都不可靠等等,婆婆妈妈了一大堆;晚上回来后,他们又问了一遍当天找工作的情况。听得我们三个耳朵都起了老茧。
半个月过去了,我们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不是没有工厂招工,而是我们的学历低也没有三到五年的工作经验,所以面试了几次就失望了几次。而这时,口袋里仅有的那么几个钱也折腾得所剩无几,离他们发工资还有半个月,眼看就要断粮。
我们几个晚上碰头一商量,一致决定:上班的三个就在工厂食堂吃,三个没工作的就去乌沙村找那些打散工的老乡,暂时跟他们做几天散工赚点生活费。
在乌沙旧村租住的都是那些上了年纪靠打散工赚钱的老乡,搞建筑的、收垃圾的、搞清洁的等等。他们勤劳、节约,几乎所有的工钱都按月寄往家里或存在银行里,吃喝拉撒全在这清一色的破瓦矮房里面凑合。走到这里,听到熟悉的乡音此起彼伏,倍感亲切,仿佛走进了久违的家乡村庄。
听我们几个戴眼镜、外表斯文的年轻老乡说明来意,他们的表情由惊诧到赞赏,然后热情地招待我们。并介绍我们三个在他们做事的垃圾清运站搞装卸,15块钱一天,当天做完当天结算,一天装卸一卡车,还算轻松。
跟这些上年纪的老乡在一起做事,很开心。他们的乐观、他们的知足常乐,时刻感染着我们,偶尔来几曲荤段子,更是逗得我们笑歪了嘴。
日子又开始滋润起来,情绪马上高涨,失落的神态一扫而光。吃饱喝足后,我们几个开始憧憬,从工作到房子到女朋友到老婆到孩子,甚至还一起讨论给将来的孩子取名字。年轻人该想的能想的,我们都想个遍。
当三个人赚了两百多块钱之后,估摸熬到他们发工资应该没问题了,老乡就建议我们继续找厂,毕竟,我们还年轻,还有美好的未来与梦想,没必要将年轻的生活和希望全押在装卸垃圾上。
我们为找工作做了规划,首先制定找工作的路线:从租房出发,走107国道,到长安农贸市场,插乌沙,过陈屋,再到江贝,然后沿振安路转锦厦河西工业区回租房,争取一个早上将这一带好厂大厂转个遍;然后决定找老乡借辆单车代步,一个节省时间提高效率,二个为了更快更好的躲避治安队的查户口。因为那个时候暂住证制度还比较严,我们根本就没办理暂住证,除了没暂住证之外,我们其他证件基本齐全,所以我们常自嘲为“一无人员”。
于是,2000年春季,东莞长安的早晨多了这么一幅流动的风景:一辆破单车,三个流浪汉,齐心协力,分工合作,有条不紊,在工业区的大街小巷穿梭;培基坐前杠负责掌龙头,我坐中间负责踩踏板,宏智坐后面行李座负责警惕过往车辆和治安队员。
又是半个月过去了,工作还是没着落,晚上回家后坐在一起,叹气的叹气,发牢骚的发牢骚,恰好上班的三位发工资了,心里才有那么一点底。互相鼓励一通后又头碰头的商讨面试失败的经历,将那些主考官的提问列出来一起想答案,实在想不出来的,就从那些地摊上买来的资料上面查阅。慢慢地,我们对一般的工厂运作流程和具体的职位有了相当的了解,同时也具备了应对面试的基本技巧。
假如每个应聘者的经验都象我们一样从面试过程中得来的,这对那些动不动要三到五年工作经验的用人单位来说,不知道是不是一种悲哀。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尽管我们很小心,某天早上还是在锦厦被几个治安员逮住了。
我们三个面面相觑,暗自叫苦,尤其看到10来个治安员从另外一个巷子里押了一“串”人出来,我们的心更凉了。只见后面的人用双手搭在前面的人的肩上,一个接一个往“治安巡逻”货车车厢里面赶,活象我们在农田里抓泥鳅一样串成一串,场面很滑稽,我们甚至想笑,但是我们从彼此的脸上看到的是沮丧。
由于人太多,当把那“串”人赶进车厢,车厢就爆满了,我们三个根本就挤不进去。于是留了一个40来岁治安员看住我们等下一趟车。
等车走了后,那个治安员压低声音跟我说:“你们给我150块,我马上放你们走。”
别说150块,就连15块我们也心疼啊。看我们还在犹豫,那治安员就开始恐吓:“算了算了,还是送你们上治安队交200块的罚款吧,要是舍不得钱,过两天就送樟木头收容所去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赶紧掏了150块钱给他,落荒而逃。
那天晚上,我们自我解嘲地将白天的故事改成小品演绎了一通,接着又用“塞翁失马”的故事互相安慰,才蒙头大睡。
此后不久,我们终于找到了工作。宏智进了锦厦一工艺厂做彩绘员,培基进了上沙一工厂做仓库文员,我也进了一鞋厂做员工。我们进的都是小厂,工作强度大、生活条件差、工资低,虽然不满意,但是很满足,最起码管吃管住,三个月后工厂还统一办理了暂住证,下班后在工业区溜达也不用提心吊胆了。
8年过去了,兄弟们的情况都得到很大的改善。工作经验有了,找工作的途径多了,于是我们相继跳槽。戴甲权现在是长安一家外企项目工程师,宏智现在是深圳一公司的程序开发员,培基如今在潮州一工厂做主管,夏猛在惠州一工厂当技术总监,肖大跑去浙江开工厂自己做老板了,我也于2005年初在深圳找了个还算轻松的工作。
每当我们回忆起当年的往事,都会感动满怀唏嘘不已。不管是苦难还是幸运,都是人生宝贵的财富。因为它使我们懂得了感激,学会了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