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揭秘大唐为何衰落 文/六不和尚
上元二年，即公元761年，50岁的杜甫已经在成都浣花溪草堂生活了两年。虽然远离朝堂，漂泊江湖，但是杜甫仍然心忧天下，牵挂着皇帝与百姓。安史之乱叛军的首领安禄山早已被杀，叛军败象已露，但他们仍然占据着一些重要城镇。洛阳才于数月前得到收复。
此时，杜甫忧心忡忡，这年秋天，漫步在成都城内的橘柚园，看到橘树凋残衰病，写下《病橘》诗，表达对民生凋敝的哀叹和国事凋零的反思。这首诗，以赋为主，风格刚健，深得汉魏古诗之神，对了解杜甫风格很有帮助。全诗如下：
病橘
群橘少生意，虽多亦奚为。
惜哉结实小，酸涩如棠梨。
剖之尽蠹虫，采掇爽其宜。
纷然不适口，岂只存其皮。
萧萧半死叶，未忍别故枝。
玄冬霜雪积，况乃回风吹。
尝闻蓬莱殿，罗列潇湘姿。
此物岁不稔，玉食失光辉。
寇盗尚凭陵，当君减膳时。
汝病是天意，吾敢罪有司？
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支。
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
01：儒者仁心，病橘寄托杜甫的家国忧患
这首诗分为两段，第一段叙述病橘堪怜，第二段借橘感慨时事。上文已提及，这首诗以赋为主，那么何为赋呢？南北朝钟嵘认为：“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即铺排描述事物，在描述中寄托作者的感情和思想。从第一段可看出赋的妙用。
杜甫在橘柚园中看到，虽然有很多橘树，但生长情况却不好，所结的果实既小又涩，很难下咽。剖开橘子，发现橘子里面长满了小虫子，内瓤已经腐败不堪。所以杜甫感叹道：这样的橘子采摘下来又有什么用呢？橘子树叶枯半死，经过风雪侵袭，已经破败不堪，很难恢复以前的生气了。
这段有几个地方需要注意。
首先，诗题为“病橘”，其病为关键点，所以诗开头就擒题写其“病”。并且围绕“少生意”展开叙述。其病主要有三点，果实小且涩，枝叶枯萎半死，风雪侵袭之下更显得可怜。
其二，作者在叙述中对病橘饱含同情。“惜哉”属于直言，“未忍别故枝”则用拟人手法，写橘树枝叶不舍得离开树干的可怜样；而“况乃”一句则写出病橘所处环境的凄凉，衬托出橘树的生长环境之恶劣。
其三，作者在“赋”中则暗藏象征意义。如此病橘不就像风雨飘摇的大唐江山么？大唐为何走向没落呢？其一或许在内是如李林甫、杨国忠等国之“蠹虫”掏空了国家的精气神；在外则是安禄山发起的叛乱让国家遭受到沉重的打击。在内外夹击之下，这一棵高大的橘树怎能不凋残枯萎呢？
第四，其实诗中也能看到作者的自比。杜甫此时已经年过五十，漂泊在西南边陲，虽然他胸怀大志，但是年老力衰，人微言轻，虽然一直心系朝堂和百姓，但是还是被皇帝弃之不用，其内心也是相当苦涩和压抑的。如此来看，这棵病橘其实也是作者自身的写照。
02：大唐为何衰落？杜甫以诗表达深刻的反思
在第一段，杜甫对病橘做了深情且怜惜的刻画。但是作者并未在此停笔，而是在第二段借橘来感慨时事，其中有三层含义。
第一， 作者由眼前的病橘想到了昔日大唐盛世的辉煌。“开元盛世”一直是杜甫心中永远怀念的盛况。在杜甫晚年他还念念不忘开元之盛，他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那是怎样一个自信、开阔，强大的王朝啊！因此，在这首诗第二段，杜甫立即想到开元盛世。他写道“尝闻蓬莱殿，罗列潇湘姿”。
这是有所本的。据《太真外传》记载：开元末年，江陵府进贡了数十棵乳柑橘树，唐明皇在蓬莱宫左右悉心种植，在天宝十年终于结了果实。当时唐玄宗大喜，就摘下果实颁赐近臣，成为一时乐事。皇帝如此亲民爱物，难怪杜甫以此事来表现昔日盛世的辉煌。
第二、诗中含有作者对皇帝的不满和规劝。如今国家危亡，民生凋敝，安史之乱的叛军还在唐朝北方肆虐，昔日的辉煌盛世可能再也不能重现了，就连橘树都开始枯萎凋零。经历过辉煌盛世的杜甫，见此情景怎能不伤心？因此，他想象皇帝此时一定饮食不安，食不甘味吧？
但是，应该看到，杜甫是由于唐肃宗的疏远和贬谪才对官场失去了兴趣，转而流落江湖，漂泊在四川。因此，相比唐玄宗的英明神武，杜甫对其儿子唐肃宗李亨内心是有所不满的。因此，“当君减膳时”，毋宁说是对皇帝的规劝。并且他说橘树之病乃是天意，不能归罪于有司官员。其实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言外之意仍然是讽刺和不满。
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其实明白自己诗的力量和内涵，后来他在送别去长安的朋友时，谆谆告诫他“将诗莫浪传”，即杜甫的诗多伤时刺世之句，故而告诫朋友不要在长安传颂他的诗，以免被小人嫉恨。
第三、唐朝为何在天宝年间迅速衰败下去了呢？杜甫对此也做了深刻的思考。其原因是，一代雄主唐玄宗以为国事已毕，开始骄傲自满宠信奸佞，特别是他为讨好爱妃杨玉环而奴民如役，使得民生凋敝，国力空虚，才会给安史叛军以可乘之机。
《唐国史补》曾记述，杨贵妃生于蜀地，特别喜欢吃荔枝，而南海之地所产的荔枝滋味更胜蜀地所产。因此，唐玄宗不惜花费巨大人力物力，用快马从海南运送荔枝。如此耗费民力，荒废国政，大唐怎能不衰败？
因此，杜甫在诗的末尾特意拈出此事，来为新皇帝做箴戒。当初为了进献新鲜荔枝，一路数百匹马都死于山谷之中，此事至今仍留存在很多人的记忆之中。而杜甫写此事，是为了规劝当政者要爱惜民力，不可恣意妄为，损伤国本。
据《旧唐书》记载，唐肃宗李亨在位仅仅七年，他是在乱世中登基的皇帝，在位期间忙于平定安史之乱，也尝试解决了前代遗留下来的政治经济等弊端。但是他依然宠信宦官，对后宫也疏于管理，致使宦官专权，后宫奢靡，为以后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杜甫此诗，虽然是怀念前朝之事，其实也暗含对眼下时事的隐忧。所以“到今耆旧悲”，也有杜牧“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之意。这也是这首诗的立意所在。
因此，这首诗虽然在杜甫全集中并不突出，却一样能反映出杜甫忧国忧民，关心国政的风格，全诗跌宕起伏，层层推进，也是其“沉郁顿挫”风格的最好体现。
这首诗以小见大，命意深曲，风格也刚健硬朗，慷慨悲凉，值得细细品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