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文 国
姚文国跟我同年，先我一个月出生。一米七多的个头，身板结结实实的。私下里，我们常互称“老庚”。
他在离退休不到四年的时候，因病离世，倒在了他热爱的工作岗位上。
其实，他病了好些年了，双肾衰竭，做血透也有两三年时间了。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领导们关心他，嘱咐他在家好好休息。同事们劝他别上班了，身体要紧。他就是闲不住，说:“不上班，对不住这份工资，心里不踏实。”
说起来，我跟姚文国是很有缘分的。
初识文国，是二十世纪末。那时，我是远塘镇中心校教学副校长，他是业务辅导员。
他做业务辅导员，其实不是很妥当，做辅导员前，他连书都没教过。
他是搞行政出身的，二十多岁时就是分管文教卫的副乡长。当时跟他平职的同志，后来做到科局级的有不少，最好的做到正处。据说做副乡长时，他涉嫌一桩案子，他的恋爱女友在一天夜里被人残忍地挖去双眼，他成了重大嫌疑人。虽然后来因为证据不足，他没有受到刑事处分，但他的仕途还是受到了很大影响。
兜兜转转，他来到了教育部门。几年后，我们成了同事。
他人很聪明，又虚心好学，很快便进入了工作角色。
“我不懂业务，你要多带我哦！”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语气是那么诚恳，不带半点虚情假意，就像虔诚的弟子恳求师傅一般。
工作上，我们配合默契，交给他的任务总能愉快接受并完成。不会的地方，他一次又一次地问你，直到明白为止。
我们一起下堂听课，一起跟老师交流。评课的时候，他会谦虚地先说上几句:“我是不怎么懂教学的，你们都是我的老师。说得不对的地方，你们不要笑话，我一定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
参加教研教改活动时，他不会太早发言。发言时，他会说:“听了你们的发言，我很受启发，又学到了不少新的东西。”然后，他才会根据自己的理解，说上几点意见。
是的，每次发言，他总是先归纳好，然后才条理清晰地讲个一二三四……，从不随随便便讲到哪里算哪里。
每一次下校检查，他格外认真。分配任务时，从不嫌多，查教案和作业批阅，工作量大，业务性强，他主动往自己身上揽。
他的工作态度和工作热情赢得了学校和老师们的认可和称赞。
他的性格豪爽、率直，喝起酒来也如此。记得我们第一次到镇中心小学去听课，放学后学校留我们用餐。用课桌拼成一张桌子，十来个人陪我们，喝的是米酒，用饭碗干。姚文国端起一碗酒站起身来，说:“谢谢学校的热情款待。今天跟你们一人一碗。”
一人一碗啊，这么大酒量！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说话间，你来我往，碗碗相碰，气氛一下子就活跃起来……
俗话说，好汉难敌众，你再有酒量，怎么能招架得住十来个人？一来二去，姚文国当场就醉倒在桌上。
几个人帮忙，才将他送回中心校。
躺到床上，几个小时都不见他酒醒，吓得我们不轻。
后来，我又多次见他醉过，只是没有先前那次醉得厉害。
此后数年间，局里人事调整，我和文国由聚到别，别了又聚。再在一起时，他已成中心校政工副校长。
政工工作，政策性、原则性强，稍有不慎，容易出现差错，授人以柄，被人指背；稍有私念，就会导致不公，引发矛盾，挫伤教职员工积极性。
姚文国同志怀揣公心，坚持原则，尽职尽责，成绩显著，多次被局里评为“优秀政工工作者”。
评优晋级，严把标准，严明纪律，重德能勤绩，实事求是，杜绝虚假，抵制说情和打招呼，评得大家口服心服。
人事调动，根据工作需要，岗位需求，不看关系，不谋私利。他曾在述职时说过这么一件事，一位教师想换个学校，提了些水果来到他家，篮子里藏了个红包，里面是10张百元钞票。他发现后，立马打电话给那教师，“威胁”道:“你赶快来拿回去，要不然，我明天拿到中心校去！”吓得那老师乖乖就范。
岗位提拔，唯德唯能，不任人唯亲，不私下许诺，方案拿到桌子上，以集体研究意见为准。
单位处于城乡结合部，地理位置优越，偏远学校教师想以此为跳板的，或进不了城区学校退而求其次的，大有人在。有的私下谋划，有的领导出面说情，弄得单位严重超编。为此事，姚文国颇伤脑筋。不过，他竭己所能，做了不少有目共睹的工作:
不遮不掩，敢于反映问题。去局里办事，向局领导反映；人大、政协领导下来调研，他直言不讳，将单位存在的问题如实汇报。
理顺关系，摸清来龙去脉。人是怎么进来的，谁打的招呼，谁写的条子，本子上记得一清二楚。他说：“不为别的，我无力阻止，无法抵制，哪天上面追究起来，我也有个交代。”
尽职尽责，不怕得罪一把手。人事方面的问题，好多都是直接找单位一把手的。出于关系的理顺，一些话，一把手不好明明白白说，一些事，一把手不方便大大方方做。每每这时候，姚文国不买你一把手的账，常常跟一把手争得面红脖子粗，弄得一把手好不尴尬。
姚文国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这两年多时间里，我常常想起他来。
可以告慰文国在天之灵的是，上级有关部门已经正式认定他为工亡。
文国同志，安息吧！
（王忠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