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侠论剑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存在着一种神秘而正义的角色。他们不在法律的管辖范围之内，却每每以自己独特的手段代替了法律的执行。譬如西方电影《佐罗的面具》中，那位剑术精湛、身着黑衣，每次出场都骑着骏马黑旋风的佐罗就是能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的人物。而他们的做法，又常常受到人们的拥护。这种角色，在西方称之为骑士，在日本称之为武士，在中国则有一个特定的称谓：侠

中国侠士的起源基本上比欧洲和日本要早得多。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便产生了具有初步意义的侠，然而其尚武精神及与整体社会根本对立的本质遭到了诸多排斥。

韩非子认为“侠以武犯禁”，任侠行为是对社会的挑战和危害，孔子一派虽也被韩非子视为异端，但儒家在争取自己地位的合法化的同时，也不屑以侠为伍。孔子提倡“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以及“君子以文会友”的儒雅文化品格。儒家追求的理想文化是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化，希望天下太平。所以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因为这四者是与礼乐大备的太平世界格格不入的。《游侠传》中有一言：“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正是当时人们对任侠现象看法的真实写照。

由于士阶层的分化形成“文者为儒，武者为侠”的泾渭分明的界限，加上侠本身嗜血和桀骜不驯的特质，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作为庙堂的对立面，侠自然而然地遭到清洗。然而，就在侠的势力接二连三地遭受打击的同时，侠意识开始由朦胧走向自觉。侠的精神，在先秦古侠的精神积淀下来，并且逐渐潜入社会上层意识之中。侠风、侠义、侠肝、侠胆、侠气、侠骨，甚至还有侠情，在无声无息中深入人心，尤其是深入文人心中，而任侠行为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先秦以来的任侠风气能上升为一种自觉的任侠意识，应该归功于司马迁对它的研究和公正的评价。司马迁在堂堂史书上专为游侠和刺客立传，即《游侠列传》章节。东汉以后，人们基本上对游侠和此刻不再严加分辨，而是一概视为“侠”，或称为“剑侠”，这其实有石破天惊的影响。尤其是在儒家取得了一天下的地位，统治者对侠大肆打击的时代背景下，司马迁对侠的精神主流的肯定，这种顶时代风浪而上的大无畏精神确实难得。

到唐代以后，侠的文化进一步发展，大量游侠小说的出现以及侠的名士化和文人的倾向，使侠在主流社会中的影响得以扩大。如杜光庭的《虬髯客传》、袁郊的《红线传》都在不同程度上从社会艺术的角度发扬了侠的价值观。但是，在现代人们的观念中，却存在一种误区，即侠者必为武者。事实上，侠的核心却不在武。甲骨文、金文没有侠，《说文》段注云“经传多假‘侠’为‘夹’”。实际上最初的“侠”就是“夹”。金文中的“夹”像一个大人有两个小人夹辅、追随。这是“侠”的原本意义。所谓侠也就是广交游的人物，与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历史上第一批被史家所称颂的侠也不是以武著名的。《史记．游侠列传》中说：+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执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没不见，余甚恨之。+

++++近代谭嗣同《仁学》提出，侠产主于墨家之中。《仁学。自序》说：“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另一派“格致”是他所说的“学”，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大多持这种看法，并认为汉初的侠主要是墨家之徒。作为侠，其兼济天下与遁隐山林并存的心志在很大程度上和儒家所论“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的处世原则相似，而这，大约也是侠的意识何以能在几千年中深深影响到中国士人的缘故。在另一方面，独来独往的潇洒和快意恩仇的气度，也是侠本身魅力所在。无需多作解释，且看李白《侠客行》，自然明了：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紫霓生。+

++++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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