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铺生产队

生产队亦作生产小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个炙手可热的词汇，如今已成了历史记忆或是特有的文化符号，它曾是中国农村较为普遍的组织形式，生产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土地、山林、农具和耕牛等生产资料归生产队集体所有，在大队的管理下按照国家计划指标组织生产，完成任务后，可以处理多余的农副产品。我家在新铺大队下属的新铺小队，家里的成年人或是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要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

母亲是个农民，一天是七分工，这是当时队里成年女姓最高的劳动报酬，成年男子一天最高也只有十分。妈妈身体不好，风湿痛，下地干农活时间不多，大部分时间是在家照看孩子和家禽，管好自留地。姐姐和大哥，作为未成年人参加劳动，工分从两三分起步，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相同条件下，男姓比女姓略高。队长姓马，我称呼他“马满满”，住我家斜对面，他公道正派，在街上很有威严，每天负责吹哨子喊出工收工，出纳负责考勤，会计记录核算工分。有传言其他生产队的队长分配任务说，今天谁把打谷机背上田埂，给两分工，无人应答，接着说“三分----四分----”，依旧无人应，那队长发了狠，说十分工，话音一落，便自言自语说“你们不干，我来”，说着就抢先跳了下去。这种笑话，新铺生产队从未发生，马满满不仅要安排队里生产的大事，邻里关系、家族矛盾他都会秉持公道，不偏不倚，看到不孝顺不上进的伢仔，他都会训斥。我的母亲有点耳背，一次我放牛回家，叫妈妈开门，但她听不到，我很生气，大喊“聋---子----”，这一声被马满满听到，他走过来瞪着我厉声训斥：“你个蠢崽，哪有这样喊妈妈的。”马满满的眼神，现在想来，都心有余悸。秋天收割晚稻，水田已干涸，前面女社员割禾，有意无意掉下些许稻穗留给后面的小孩捡拾回家喂鸡喂鸭，有时会发生哄抢的现象，只要马满满一来，奶奶仔踪迹全无，割禾的社员立即会规矩起来。

姐姐个子不高，身材瘦小，十五岁时就已高中毕业，其时我已有朦胧的记忆。春耕的早上，她的任务就是给生产队称牛草，分牛草，会计会将草量换算成工分。那时乡下，每天只有两餐，早饭与夜饭，早饭大约在早上的九点与十点之间，晚饭是下午的三点到四点。每逢双抢或农忙时间，会加多一个“腰餐”，也就是后来普遍化的中餐。每天早餐前和晚餐后，各家各户的小孩大多是要去山上放牛，成年一点的小孩清早还要去山上割青草，早餐前回来后交由会计、出纳和我大姐称重，再根据当天上午需要犁田的任务分配给各家的牛，确保春耕牛的体力。耕牛是生产队的集体资产，是当时重要的生产资料，谁家要是让耕牛退膘，轻则受到队长的批评，重则还要受到处罚扣工分。虽然当时已解放近20年，但生产力依旧低下，生产方式与解放前并无二至，甚至与两千年前的社会没有太多区别，依然是肩挑手扛牛耕。给农田施加底肥，一般是垫过猪圈和牛圈的草，清理出来堆成一堆，发酵完后，由成年的男子挑到田里，再由妇女分散开来。

年终时生产队按照工分总量和粮食总量分配口粮，按劳分配是当时社会的根本制度，实行多劳多得。口粮，一个很有时代特征的名字，人民公社时期，说得最多，听得最多，莫过于口粮二字。我查询了百度，说是粮食的意思，这个解释不准确，应该是人均分配的粮食数。生产队年终决算时，根据可分配粮食总量和人口总数，在理论上得出一个年人均粮食数，这个数称之为口粮，然后生产队按照一个家庭的工分总量与粮食数量的对应关系来分配粮食。我家人口多，但劳动力不多，加之母亲身体不好，不能全额参加集体劳动，姐姐与大哥还要读书，我家的工分总量远低于生产队的平均数，为了能取得平均口粮，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只能在年终时拿现金补足差额，据说，当时一个成年男子一天的劳动价值是0.22元，我们家也是按这个标准来购买工分的。60年代，苏联推行霸权主义政策，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国家的外交政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一边倒”转换为“两个拳头出击”，国家经济环境处于封闭的状态，通缩现象十分严重，生产队成年男子一个全额工作日只能换取两毛多钱，一个月的全勤报酬大概只有六七元。

当然，如果一个家庭的工分数达不到队里在平均值，且又没有能力购买工分，那只能分配救济粮，在这个层面上，才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互帮互助的优越。

在人民公社的大背景下，虽然父亲不在家，家里劳动力不多，但家中的口粮还是基本够吃，少有饥饿的印象，只是家里的山地较远，打不回柴火，也种不了红薯，每每看到别人家火塘里烤出的红薯，香喷喷的，十分诱人，心里就有一股莫名的难受，后来进入城市生活，常常在街头见到烤红薯摊点，总是不自觉停下脚步。

1968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十年动乱时期，国家政治生态发生了很大改变，整个社会的重心和生产队社员的注意力，并没完全放在农业生产生活上，各种各样的批斗经常发生，农业收成十分不好，就算是在外地当干部的父亲，也没有工作的干劲，常常在单位吃不饱，几次提出回家种田，还是母亲三番五次苦口相劝，父亲才取消回家的念头。后来父亲从银行退休，每月能够领取固定的工资，虽然嘴上没说，心里还是感念母亲的睿智和远见，相比大队其他几个类似的干部，他们就没有父亲的好运，图了一时果腹之快，但在知天命之年失去了一份国家的保障，不得不算作人生的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