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活、形象，逼近原生态（评论）

鲜活、形象，逼近原生态

                              ——读曾周雄的小说

                                                            黄三畅

曾周雄先生的第六部作品《昔日烟云》分为三辑，则小说辑“湮没的往事”、散文辑“山路飘香”和诗歌辑“清月波影”，三类体裁的作品都有特点。这里，我只谈谈小说辑“湮没的往事”。

“湮没的往事”共十个短篇，正如书名所说，描绘的是昔日的烟云。而透过弥漫的昔日的烟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逼近于原生态的人物形象，从而也领略到了一些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的本来面貌，也能引发我们的联想和思考，让我们认识更深广的生活。

《左庭先生》中的左庭先生是一个德高望重、博学多才、不慕名利、心地善良、与世无争的教书先生，却在十年浩劫中离开了人世。左庭先生之死，直接原因是他家几代人的藏书手稿化为灰烬——被红卫兵焚烧。作品对左庭先生的语言行动进行了精细的描写，让我们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左庭先生对焚书者的抗议，他的护书的行动，让我们认识了一个视知识如生命、矢志不渝地传承中华文化的乡村知识分子的形象；也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理解了那一段历史的本质，从而“以史为鉴”。“乱世出暴徒！乱世出暴徒！天理何在！良心何在！”是的，那确是“乱世”，确出了不少“暴徒”，他们确实丧尽了天良。而“你们要遭报应的”的预言，实际上也是一种严正的警告，警告人们不能丧失良智。

《彩爷》中的彩爷头脑灵活，思维敏捷，能难住老师的难题难不住他。作品中的一个情节——长久先生向老师发难，问“子曰”的“子”是指什么人，老师回答不了的窘迫和彩爷的机智的回答——把长久先生、老师和彩爷三个人物形象描绘得活灵活现。彩爷瞎骗“二癞子”的故事，瞎编自己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当了“百十号兄弟”的“二把手”，瞎编自己和蒋委员长同桌吃饭的故事，让他吃了不少苦头：这些情节，更把彩爷这个人物形象的“国民性”揭示得淋漓尽致，让我们看到了鲁迅笔下阿Q的影子，又看到高晓声笔下陈奂生的影子，让我们玩味和深思。

《六爷沉浮录》中的六爷描绘的是清末民初时期的一个人物形象。那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形象，在其他的文学作品中描绘不多，因而很难得。六爷是乡村“管闲事”的队伍中的一员，“管闲事”就是调解民众的矛盾纠纷，是颇能弄到一些“油水”的。他目不识丁，而能进入这种主要由地方乡绅、社团首士、家族族长、社会名流和一些有点文化的人组成的圈子，全凭脑子灵活、能说会道和投首要人物之所好。进了这个圈子后，他却并非吃闲饭的人，张王二姓的山林纠纷，竟是凭着他的努力解决的。他通晓乡村惯例，又能实地勘察，更善于分析问题，真正是一个愿办事、能办事、会办事的人。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我们不能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他就是“这一个”。这样一个清末民初的人物，似乎能反射或折射出后世的一些人物的影子，让人们看到或想到一些这样的人：或混迹于某些场所“吃油饭”，或尸位素餐，或有功而无禄。

《兵痞麻哥》中的麻哥是个“兵痞”。作品对他的生性开朗、有吃没吃、成天乐哈哈的“穷快活”进行了细致生动的描写，人物的语言尤其生动有趣。他第一次当兵，是为了替换有家小负担而被抓丁的哥哥老干，那时他虽然还是“未成年人”。那一次他是到武汉抗战，保卫大武汉。第二次去当兵，还是为了哥哥老干，他顶替了一个不愿去当兵的殷实人家的子弟，而得到十五担谷子，送给贫困的老干养家糊口。那一次是守雪峰山，卡住日本向芷江进攻的咽喉。麻哥当然应该是功臣，而且解放后也做过不少好事。可是，这样一个人文革期间却因与造反派做对，而被定为“兵痞”，归于“二十一种人”，遭到批判斗争，又戴高帽子游乡，只不过因了他的乐天的性格，批判会成了一出闹剧。由麻哥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使人想起社会上更多的人来：他们或是好人背了冤名而不得好报；或为了生存而不能不“乐天知命”。

《石背大队批判会纪实》通篇记叙的是一场闹剧。文革期间，阶级斗争逐步升级，石背大队革委主任决定，每个生产队至少抽出一个阶级敌人送到大队去批判斗争。十一生产队实在无阶级敌人可抽，就让劳动是把好手的富农的儿子振其去“台上站几个钟头”，“走走过场”。批判振其时，有个叫小龙的青年义愤填膺地揭发了他这样的罪状：振其下象棋，会用双炮，不管与贫下中农下还是与干部下，一律用双炮轰，用双炮打马，用双炮将军，要置人于死地。一个富农子弟，打贫下中农的马，不是要翻天吗？这确是一场令人喷饭的闹剧。这种说起来重要、做起来只是敷衍塞责的事，我们身边还不断发生，而“认认真真走过场”的正剧、喜剧、闹剧，还正在各种舞台上连演不衰呢。

曾周雄先生是个医生，他以前的业余创作是写诗歌，以写旧体诗词为主。这一辑小说，应该是业余之业余写的。看得出，创作这些小说时，他没有刻意地“搜集”素材，似乎也没有刻意地“设计”人物形象，原因是，“素材”早积累沉淀在他心里，人物形象也早活跃在他心里。小说里那些事实，就发生在他的家乡；很多人物，就是他的师长、亲友、村邻，乃至就是他自己。他的小说，其实是“记实”，记的是原生态的生活和人物。惟其是原生态，就显得鲜活、生动，就没有什么斧凿的痕迹，是“真实”的生活和人物，而并不“高于”生活。

所谓“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种说法我总持怀疑态度。“文学”怎能“高于”生活呢？生活和生活中的人物是多么复杂啊，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人，你一讲出来、写出来，就与“原件”不相符，就变了味。“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只是高于理论上的生活、想当然的生活，并不能高于真实的生活、原生态的生活。当然，说曾周雄小说记的是原生态的生活和人物，也不是说他的小说反映的生活、塑造的人物形象就等同于原生态了。他只是自觉不自觉地向这个方面着力。读这种小说，比读一些“著名作家”在电脑旁“精雕细刻”出的、不“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作品”，不知要惬意多少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