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六岁丧父，九岁丧母，自幼跟随姑妈长大。幼失双亲，寄人篱下，人生苦难，再苦再难，亦不过如此。
1934年农历5月初五，母亲出生在杨岩冲一个地主家庭，为外公的第二任妻子所生。外公的第一任妻子因难产而死，由于是县太爷的千金，娘家人来打人命（注：乡间说法，媳妇因非正常死亡，娘家人组织亲属到婆家闹事），来了很多人，为平息事端，外公家散尽家财，让每一个从武冈城过来的闹事者口袋装满银元，方才离去。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张很大的床，床架上雕刻有镀金的百鸟朝凤图，帐顶的外沿还挂着三个镂空的铜绣球，很是气派豪华，令我不解的是在宽大的床沿上，深深地刻有七道痕迹，因为此事，我特意问过，母亲说床是娘家的陪嫁，痕迹是大外婆难产请道士做法时留下的。
外公经历过打人命事件，再续时发誓不娶富贵女，后来便迎娶了马姓普通人家之女，也就是我的外婆。可惜好景不长，我母亲六岁时，外公去世，九岁时，外婆去世。母亲年幼成为孤儿，家产由其家族长辈接管。无奈之下，母亲只得跟随出嫁到石山脚下的姑妈长大。在三年内痛失双亲，母亲幼时所承受的苦难，是可以想象的，但母亲在我们面前只字不提，也从不提及她的姑妈，怕是触及幼时伤痛，也许在母亲心里，寄人篱下远比幼年丧父丧母还要深刻。
母亲启蒙时，家道正兴，跟随私塾先生舞文弄墨，虽然只有三五年时间，但母亲天资聪慧，打下不错的国学功底。我记事起，母亲就经常躲在厕所偷偷地看旧体字版本《红楼梦》、《资治通鉴》，也经常把看过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在旧时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更何况是封闭落后的农村，没有谁家的媳妇能识字看书，即便有也是些连环画、小人书之类，大块头的线装古文书更不用说，一个妇道人家，看书识字是不会被乡邻所推崇的。农闲时，街上女人聚在一起，说得最多的无非是各家男人那些事，或是谁家针线做得好，母亲一般不参加街坊婆娘们的闲聊巷议，对于看书一事，也怕被别人笑话，只能躲在厕所或是深夜。她的父母过早离世，那点文字基础应该是私塾时打下的。由于母亲的示范，无论是哥哥姐姐还是自己，都养成在厕所看书看报的不良习惯。
母亲自幼体弱多病，到了姑妈家，可能也有营养不良的原因，身材瘦小，母亲11岁时，姑妈就将她许配人家，在旧社会有童养媳的说法，待到成年已接近解放，国家取消包办婚姻，实行婚姻自由，因母亲的健康没有什么改观，依然瘦弱如故，对方担心母亲身体不好，要求退亲。母亲嫁给父亲时已有22岁，那时刚刚解放不久，国家处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期，农村社会管理事务由农会负责，斗地主分田地，父亲按政策也分得一份。母亲结婚后，有了父亲的照顾，生活才真正安定下来，后来父亲当了农会的主席，农业合作社后，当了国家干部，留下母亲在生产队争工分养家糊口。
母亲疼爱孩子，对我们的管教也很严厉，虽然从没有打骂过哥哥姐姐，但我们对母亲都有一种畏惧，她教育子女的方式与街上其他家长不同，如果我们有行为失矩或是让她不满意的地方，她会以和尚念经的方式不停念叨一些俗语，或是一些简短故事，以此教育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东郭先生和狼、农夫和蛇、小孩偷针、兄弟分家等等故事，我们都是耳熟能详。如果发现我们有来路不明的钱，她一定会问得清清楚楚。父亲退休回家，时不时相约一些年长的乡邻到家打纸牌，小有押注，年幼的我有时忍不住看热闹，如果母亲即时知道，她会毫不犹豫地将我拉出牌室，如果是事后知道，也少不了一通严厉批评，并且是以一种持续且重复播放的方式，直听我得耳朵发热无地自容方才结束。在母亲看来，打牌赌博，是罪恶之源，必须严加管制，坚决杜绝，以防我沾染赌博的恶习。姐姐和大哥参加工作较早，没有母亲约束，每每回家，母亲都要对他们进行纪律教育，“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经常以此教育姐姐哥哥要洁身自好，不能在单位乱拿乱要，不能违纪违法。前些年，大姐退休，有时外出打牌，被母亲知道，依然少不了一通教育。
家里小孩多，父亲不在家，母亲自顾不暇，我们完全处于放养的状态，家务实行包干，互不干涉。个人卫生自行打理，就算是衣裤烂了，一般情况也是自己缝补，如果没有求助，母亲少有过问，当然是因为家里有缝纫机。
我天性好玩，天气晴朗的月夜，喜欢和小伙玩伴丢手绢、吃羊等等游戏，尽兴之时，忘记时间，玩兴正酣时，母亲会偷偷地从身后包抄过来，把我俘虏回家。我与哥哥姐姐们的学习，也是各自管理，家里只有三盏煤油灯，一到傍晚，二姐二哥各占一盏找地方做作业，还有一盏母亲要用来做家务，为此我经常向母亲告状，投诉二姐占着油灯看小说，不做作业，母亲也只一句“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算是告诫，告状常常不响。
父亲退休后，从一个十分忙碌的国家干部，转眼成为一介无业游民，心情十分不好，也许还没有调整好生活的状态。因母亲的听力障碍，他们双方不能正常交流，有时产生严重误解，这种现象随着时间推移而加剧，在母亲三番五次反问或者经常误解的情况下，父亲的耐心本就有限，有时只能拳脚相向，每每看到委曲的母亲，我与二姐坚定而勇敢地选择站在母亲一边，成为同盟军，母亲出于自我保护，也经常开展统战工作，测问我和二姐对于父亲的态度，我们都义愤填膺地表达了跟随母亲的意愿，坚定地选择站在母亲的立场，共同讨伐父亲的恶行。
我自幼经常听母亲和二姐讲水浒的故事，水泊梁山那种“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侠义思想在我心中打下深刻的烙印，面对霸权和嚣张的父亲，母亲与二姐一般以沉默表示抗议，只有自己定会揭竿而起，奋勇抗争，宁折不屈。为此，自己没少挨打，挨饿，有时因为害怕，选择出走，石桥底下、草楼上以及鱼塘边，都有我躲藏的记忆，妈妈为了不让我挨饿，经常找机会把剩下的饭菜偷偷地放在门外，她知道当父亲外出后，我会回家----当然，是不是父亲有意外出，让我回家吃饭，我无从论证。
父母关系不和，造成我与父亲的关系自然紧张，父亲是个倔强的人，在倔强的禀性上，我也毫不逊色，十来岁的年纪，就固执地扛起保护母亲的重任。后来自己也做了父亲，儿子慢慢地长大，记得一次与孩子他妈妈说话，无意间声音大了些，还在读幼儿园的儿子悄悄地从门后取出一条木棍，做出随时要保护他妈妈的姿态，我当时看到后，不禁哑然失笑，顿时怨气全无。事后与邻居说及此事，都说不用DNA检测，真是我的儿子，但我的父亲不如他的父亲。
我们母子三人这种同盟的状态直到二姐出嫁，我离开了家，才算结束，留下母亲孤军奋战。后来父亲患了癌症，需要母亲照顾，他不得不压住自己的急性子，听由母亲安排，一切重归于好，有时实在不满，父亲也只能自言自语地发泄。
生活在农村，处在社会的底层，母亲向来教育我们不能向生活低头，农村人想要有条好路，只有读书成才才是向命运抗争的最有效方式。在母亲的倡导督促下，每逢寒假暑假，我们家比读书比奖状成为家风，哥哥姐姐领回家的奖状贴满了那个简陋的木屋，因为成绩优异，他们在小学阶段，都曾两次跳级，不知不觉，他们成了弟妹学习的榜样，我也养成喜爱看书学习的习惯，除了偷看小说的二姐高中毕业，其他都受过高等教育，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乡下是不多见的。
1989年3月，我如愿通过体检和政审，于7日下午离开新铺前往县武装部报到，相依为命的母亲当时表面上看不出太多的难过，虽有不舍，更多地只是希望儿子今后能够成龙成凤。我入伍后去了云南楚雄，母亲经常托人给我写信，从她的来信中知道，我的远离对她是多大的痛。
我在家时，父亲住了新屋，母亲住在旧屋，他们双方本不怎么来往，我入伍后，她每天去父亲那里看新闻联播，那里有全村唯一的黑白电视，起初街坊们以为儿子当了兵，母亲觉悟高了，其实她只是去看新闻联播之后的天气预报，那里有约两秒钟的云南图象。那两秒的时间，是我母亲一天的寄托----因为她不知道，云南在哪里，那里天气怎么样，她想知道远在“天边”的儿子“天是否寒，衣是否单”。
1998年8月，父亲过世后，母亲在乡下小住一段时间便离开了新铺前往武冈，住进了父亲工作单位分给母亲的单间，算是父亲偿还对于母亲的亏欠。母亲年轻时，曾称骨算命，她的命运批语是：此命终是运不通，劳心做事尽皆空。苦心竭力成家计，得到那时在梦中。对于前边三句，应是很好理解，且她已体验了人生的至苦至难，对于最后一句，有点困惑，表述不清晰，母亲当然更愿意正面解读，她坚信上天有好生之德，坚信好运会突然到来，如梦中一般，以此来解脱所受生活之苦。直到年老之时进了城，领到父亲单位发给她的生活补贴，她才对最后一句有了完全的释然与印证，相比其他老人，她应该感到满足。当然算命是一种迷信，但有时它能给人以鼓舞。我工作后也曾看过一些算命的书籍，很多的字句模棱两可，似是而非，但当一个人处于逆境，感到茫然时，四处求助时，当然更愿意从积极的结果最好的方向去理解，算命最大的功用是给人以希望，引导人们更加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命理文化有其存在的价值。
我与母亲的感情是深厚的，我们经历过共同的苦难，在我童年和少年，她始终不离不弃，陪我长大。我退役后安置到佛山，家庭稳定，曾发下狠心，要将母亲接到身边，陪她到老，但她每次过来，一般三两个月，就闹着回家，有时不惜私自下楼，惊动警察，只得将她送回武冈，也许受旧文化影响，在她心中，叶落归根，才是最好的归宿。
祝愿母亲健康长寿！祝福天下母亲晚年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