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灵魂的自慰

 




夏 昕：众所周知，文学在中国一度是核心话题之一，一个作家往往同时是道德宣讲者、时势教育家、文化象征物。但近些年来似乎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让作家回归体制之外、江湖之野。对此你如何看待？

魏剑美：将作家“养”起来或者“供”起来是特殊年代的宣传策略和统战策略，是斗争思维下的产物。它肯定不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也妨碍着文学的发展。如果不是自欺欺人的话，我们必须承认，世界上还没有圈养作家成功的经验。所有公认的伟大作品都是“野生”的。一些人要问，“这就奇怪了，莫非作家都是贱脾气，有了稳定的生活保障和政治待遇反而写不出好作品了？”事实上这丝毫不奇怪，好的文学一定出于本性、超越利害，也就是说文学只有保持在爱好的层面、出于自由的灵魂才有它强烈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如果下笔之先满脑子都是要响应什么迎合什么取悦什么，怎么可能有趣味和生机？

夏 昕：而身为作家的一些人（比如韩寒）也极力鼓吹应将文学与赛车、烹饪、驾驶、修理甚至美容美发等技艺等同起来。

魏剑美：尽管我并不认为作家有任何需要特别尊重之处，对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作家我历来并无好感，但我也并不同意将文学等同于技艺、手艺，因为文学和任何其他的手艺或者艺术门类、科学技术都不同的地方是，它不仅传承人类文明，更创造一种精神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它使我们在现实生活之外，还拥有内在的一种生活可能。动物也有它们的艺术方式，比如舞蹈，比如鸣唱，比如装饰，但它们却不可能有文学。将文学贬低为技艺其实就是将有着高尚丰富精神生活的人类降格为动物。当然，肯定有人会说“动物怎么了？动物身上的很多美德我们还没有呢？人类才是最自私最残忍最无知最具破坏性的动物”，诚然，在一定语境下这样来评价人类也未尝没有道理，但是我们要知道，发出这样质疑与批判声音的恰恰是人类自己。就像有人评价的那样，一个伟大的民族不是不犯错误，而是懂得不断地改正错误和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夏 昕：从王朔开始，“解构崇高”、“嘲笑神圣”就成为潮流之一，恰恰迎合了公众对伪崇高、伪神圣的嫌恶拒弃心理。文学事业虽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作家个体似乎应该更多的自我反省，自我追问。鲁迅先生说“在解剖他人的同时更在无情地解剖我自己”，而现在不少体制内作家似乎更乐意美好自我和时代，乃至于有某知名作家在海外演讲时宣称自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魏剑美：虽然我高度肯定文学的人类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但从个体的意义来说，文学应该是精神的自慰，是一种自我释放，也是感知自我的一种方式。不知道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大和阅历的增多，我越来越喜欢与自我对话，也越来越不在意物质化的和功利化的评价标准，就精神生活而言，我们是很难区分高低贵贱的。所以最重要的是在正当的前提之下，每个人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和幻想。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也许受到太多的限制，但幻想却是随心所欲的，所以也有人说“文学就是白日梦”，“文学是对不完美现实的完美补充”。

夏 昕：从写作这个层面上来说，杂文作家似乎有些另类，因为他们的“白日梦”并不局限于自身，往往还映照他人，呵呵。你自己曾经是个很不错的散文作者，发表过不少“美文”，但为什么选择了没有多少经济效益还常常惹事的杂文呢？
魏剑美：我写作杂文，可以说是源于一种情感本能。我成长在一个极其闭塞、落后的小山村，从小就见惯了权势者的威风。我常常痛苦地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社会秩序难道就建立在权势和官位的划分上？

可以说我一直就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而杂文正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文体。我之读懂鲁迅也首先是读懂他的不合时宜，鲁迅的四处树敌只因为他不愿苟且的、贯彻至底的独立姿态，而在当时的中国，独立也就是不识时务、不合时宜、不识抬举。随着阅历的增多，我似乎能够更深层次地理解鲁迅了，我意识到他的冷眼背后其实是深深的悲悯。社会规则的扭曲、社会价值的错位反映的其实是人性的扭曲，无论是飞扬跋扈的权势者，还是委曲求全的卑微者，都在承担着人性悲剧的角色。杂文作者更需要做的，也不仅仅是愤怒，更是探究理想的人性应该怎样，以及维护人自身的尊严。

夏昕：当年鲁迅曾经冀望以文救国“改造国民性”，您写作杂文是否也有同样的考虑呢？

魏剑美：我从来不敢高估杂文的力量，更不敢相信它“呼号前行”的巨大作用。在许多人将它进行“主旋律”式演变和改造的今天，我宁愿相信真正的杂文是来自心灵深处的伤痛表白。愤怒出杂文，但杂文的目的却不仅仅是为了表达愤怒。更多的时候，它源于爱、正义和真理难以触摸时的深刻的伤痛。

夏 昕：你如何评价当今的杂文界？
魏剑美：我个人认为杂文最重要的文体特征一是它的战斗精神，二是它的趣味表达。但是这两者也是最容易被异化的，“战斗精神”经常被用来作为对异己的挞伐甚至是蛮不讲理的指责和谩骂，“趣味表达”则被等同为肤浅的戏谑和调侃。这正是我对当代杂文和杂文标准的最大忧虑。
我们必须明确“战斗精神”是为什么而战斗，要捍卫什么和鞭挞什么，杂文作者的主体精神姿态必须是明确而清醒的。时代演进到21世纪的今天，现代公民的权利与尊严、人的发展要求、社会的公平与进步这些应该是最基本的判断前提，是杂文这种文体应有的题中之意，但遗憾的是，就是在这些基本问题面前，很多人仍然是模糊不清的。
行文机趣而又洞见本质、批判有力的文字乃可称为好的杂文，也许我们暂时没有很多这样的杂文和杂文家，但至少我们要知道这个标准，向往这个标准，靠近这个标准。
夏 昕：和其他文体不一样的是，杂文写得好的人在生活中不一定受欢迎，甚至可能多少还会惹出一些麻烦，你觉得是这样吗？
魏剑美：写杂文得罪人是在所难免的，最起码你就“有反骨”，“凝聚力不强”，“过于自我”。我的杂文集《醉与醒的边缘》在学生中传阅时就惹得某主管领导很不高兴，因为他阁下主动对号入座了。但对于我来说，某个上级或某群上级从来就不是我要考虑取悦的对象。尤其是2005年7月不期而遇的一起车祸让我无比真切地意识到，生命原来随时可能戛然而止的！这让我更加坚定了为自己而活着、为自己而写作的信念，那种仰人鼻息、人云亦云的生活和写作其实是对自己的践踏。
在我看来，杂文首先是一种生活姿态，然后才是一种文体写作。没有硬朗的生活，决不可能有硬朗的写作，“软体动物”是无法让文章获得精神力量的。也正因此，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人在边缘，心存另类”，对于“主流”的一切，我本能地回避着，因为我担心的是“离权势越近，便离自己越远”。当然，“主流”也在刻意地拒绝着我。对我来说，“求仁得仁又何怨”！
夏 昕：现在的很多青年写手经常受到来自各方的指责，“浅薄”、“偏激”等评语不绝于耳。您是位年轻的杂文作家，怎样看待这一现象？
魏剑美：我觉得青年写手“浅薄”、“肤浅”、“偏激”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是非不分、价值观念错位。比如郭敬明的小说和李宇春的世界杯博客都闹出“抄袭”风波，当事人对此却轻描淡写，郭对媒体说抄袭“对我来说从来不算什么”，其“粉丝”居然还说“抄得火也是本事”，这就严重违背了最起码的道德准则。对于写作者来说，抄袭应该是一种非常严重的道德行为，也是一种违法行为。当事人毫无廉耻，“粉丝”们更是振振有辞，这种人作为社会上的“成功典范”，肯定会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带来极大威胁。
需要警惕的一个现象是，很多年轻写手本身并没有什么生活积淀，也没有强大而进步的价值理念，只好用横蛮无理的红卫兵式语言和粗俗不堪的流氓腔调来迎合欠缺判断力的低幼读者。像某“80后作家”（一个多么奇怪的称谓！）讽喻“就像小姐已经成为妓女的代名词一样，老师已经成为畜生的代名词”。以个别老师的不道德行为来羞辱全体老师，就像以个别父母的不道德行为来羞辱天下父母一样，都是愚蠢的，并且导致极为恶劣的倾向。
我认为写作姿态上的另类是可以宽容的，也是应该宽容的，不管“浅薄”也好，“偏激”也罢，只要人家没有使用行政力量强迫别人阅读，它的流行和走红就必然有自身的理由，只是这理由我们暂时没有看明白而已。
夏 昕：你的博客“思想的裸奔”在中华杂文网和新浪网都备受关注，你如何看待网络空间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魏剑美：网络使得作者和读者的双向交流变得异常直接而迅速，也因此对作者的心理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多人之所以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因为挑剔的读者早就失去了对于作者的所谓敬畏，他可以毫不客气地提出自己的疑问甚至严厉的批评，作者写作的成就感因此大打折扣。于是一些人来火了干脆宣布是“私人空间”，甚至不许他人评点了。我注意到某“文化大师”在面对网友的讨伐时干脆关闭了所有的评论、留言渠道，这当然无可厚非，只是与此同时他阁下却大量转引那些吹捧他的帖子，这就不能不让人哑然失笑了。我记得他重点转引的一个帖子称：别人对您的每一次围攻不但没有损毁到您，反而让您的形象更为高大而完美了！
当然，网络写作也有它的一些弊端，主要表现为秩序的混乱，一是作者的版权很难得到保护，二是谩骂者层出不穷。尽管如此，我还是支持更为自由开明也更为民主的网络模式，因为我相信即便是最无序的网络江湖，也比铁板一块的禁锢要好，这个代价的付出是值得的。正如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所说：“在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和一个没有政府的报纸之间，我宁愿选择后者”。
夏 昕：现在“反腐杂文”和“官场小说”都是出版界非常热门的话题，而你的接连两部长篇小说《步步为局》、《步步为局2：副市长》也是写官场斗争的，其中运用了大量的杂文笔法，一出版就引起了轰动，请就此谈谈您的见解。
魏剑美：我认为作家最重要的职责一是忠实记录时代，替时艰和民瘼承担人道责任和情感痛苦，二是通过精神的创造活动丰富人的心灵，引领和提升人类的文明品位。

坦率地说，我对于当前很多所谓的“反腐”杂文和“反腐”小说都是失望的，尤其是一些“官场小说”、“机关小说”，只热衷于塑造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官场斗争模式，表面上看作者刻画某些黑暗的社会现实，满足了民众对于腐败、社会道德沦丧等问题的痛恨心理，但作者自身却并没有更高的认识水准与更为进步的思想资源，他们刻画负面的人与事只是为了衬托正面的人与事，是为了替某些权力体系辩护，其最终的解决途径还是明君清官模式。

某些“反腐小说”、“反腐电视剧”中的重要人物出场时，一举手一投足，差不多和样板戏中的主角有得一比。很难不使人要做进一步的追问：难道我们面对的“官场迷局”其解决之道竟然就是官场规律本身？在作家自身都无法摆脱“救世主情结”的情况下，其作品又有多少匡扶正气、引领文明理念进步的意义？

不少号称刻画“官场生态”的小说，始终都不敢面对真实人性的复杂一面，笔下人物的所谓“思想斗争”看上去复杂，其实都还是扁平人物的模式，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表现手法。最可怕的是，作为文学的官场小说，已经越来越趋向于新闻中“模范人物”的发掘模式，从组织部、纪委、公安局、法院、接待处、驻京办、信访办等各个神秘部门和秘书长、派出所长、领导司机、国企老总等各个位置上去打造“形象代表”。

作为以反映时代、表现生活为己任的作家，在时代的阵痛和现实的矛盾面前闭上眼睛固然可耻，但如果一味睁着一双诗意的、浪漫主义的眼睛，则不仅无耻，更是贻害！这样的“反腐小说”可以休矣！这样的“反腐杂文”也可以休矣！

（载《文学界》杂志2010年10月上半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