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田洋遮厂”
要特别的以一个制伞的台湾企业的名字作为我记忆中的一个小标题，是因为在我那一个月的人生磨练中，它让我难以忘怀，我悄悄地躲在这个厂里度过了好几个夜晚。当然，更让我有理由将它写出来的是我的大妹就在这个厂里，我几乎大多数的中餐和晚餐是靠着这个厂饭堂里的饭和菜。饭是我大妹从自己口粮里节省的，菜是基本上一个月来都没有改变的两样东西：或者萝卜，或者白菜，都是水煮的，没有什么油星。
大妹在天黑的时候，才出来到了厂门口。那是大约是六点多一点。平常的天黑得应该晚一点，但是，那天因为下着毛毛雨，天上又灰沉沉的，因而就黑得早了。我躲在厂门口保安厅的窄窄的廊檐下，看到大妹跑过来。
哥！远远地她就叫我了，她表现得有点兴奋。我理解她的心情，因为她已经至少有一年的光景没有见过我了。一九九一年初，她和我的小妹就跟着武冈的老乡离开家里到广东来了。她进了这个制伞厂，而小妹却在大约十多公里外的另外一个乡村里，大妹在信里告诉了我说小妹在一个制作塑料花的厂，比她还要辛苦。小妹还只有十六岁，还没成年呀，就得离开父母，出来自己赚钱养活自己了。大妹其实也只有十九岁，这一年，她向家里寄了快一千块钱了。
我当时的心情也是高兴的。或许你可以想象出来，在那种天气，那种环境，在异乡，看到了自己一年未见的亲妹妹。
她告诉我她还要回去上班，她只是临时请了十几分钟的假，出来看看，看看我是否来了。我在给她的信中告诉了她我大概会在哪一天来的。我有点心酸。我问她什么时候下班。她说一般的情况下应该是在晚上十点以后。她说早晨七点就上班了。
我看到的大妹，比一年以前离开家里的时候要瘦多了，却是白多了，可能是因为少晒太阳的缘故。原来她在家里的时候因为总是要跟父母一起参加农活，因此皮肤会黑一些，但是却要胖一些。
大妹给我介绍认识在大门口做保安工作的两位武冈老乡。一位是武冈邓家铺的姓邓，一位是荆竹的，姓李。因为是老乡了，他们于是让我进入他们的保安岗亭。这个保安岗亭不是太大，大约十平方米，里面摆放者一张上下铺的铁床，一张六十公分宽，一米二长的书桌，上面放着电话机。
不管怎样，我不需要站在廊檐下躲雨了。
大妹很快又回去上班了。她说如果超了时间不回到岗位，会挨骂，还要被罚款的。我呆在保安室里，同两位武冈老乡聊了一阵天。他们说他们的工资不高，也就两百来元，有的时候还要被扣除一些。当我问他们为什么会被扣除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如果上班时间被老板看到会客或者睡觉或者工作出现差错，都会被罚款。因此，他们也不敢过多的与我说话了。他们得老老实实地站在大门口，这是他们的职责。
我当时并不理解外面的厂子为什么有这么严？
我没有吃饭。因为我错过了他们的吃饭时间。这里对我来说，还是很陌生的，至少我还不知道哪儿有吃饭的地方。刚才在厂门外等待的时候，我在外面慢慢地走了走，但是没有发现吃饭的地方。当然，我也不敢走远，因为担心我大妹会出来找不着我。两个老乡是没有办法离岗的。我强忍着。
终于，在十点钟后，工厂下班了。大妹端着一碗饭边走边吃，朝大门口过来了。到了保安室，她将碗递给我。我看到她只吃了几口。
“哥，你的肚子饿得贴到背身了。”她将碗递给我的时候，说，“厂里规定一个人只准打一钵饭，我吃了些，剩下的全归你。”
我接过大妹递给我的碗，我的确等不及了。我什么也没说，便狼吞虎咽起来。饭还是热的，上面搁着白菜，看得出是水煮的，没有油。然而我没法去计较这么多了，好像就是几分钟的事情，我已经将大半钵饭吃光了，甚至连碗也不需要洗了。
我发现了大妹眼角好像有丝丝泪花。我说怎么啦？她说没什么。
大妹求邓老乡和李老乡通融通融，然后，我悄悄地跟着大妹进入了厂区。大妹将我领到男员工住宿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姓林的老乡。我于是有了晚上住宿的地方。
说是宿舍，倒是实实在在的，铁皮搭起的大棚屋子，大概有一百平方米一间，里面摆满了床，上下铺的那种铁床，每间房子里住着至少六十个员工。房间里只有一个灯泡，一百瓦的那种。住在上铺的人还可以看得见东西，住在下铺的人，基本上就是凭感觉或者靠习惯了。我与一个林老乡挤在一个下铺。林老乡年龄不大，大概二十来岁，我叫他“小林”，他的女朋友也在这个厂，我见过他们谈话。
我可能是太累了，连梦也没有做，就到了第二天的起床时间了。有人在外面敲着铁门，大声地叫唤：起床！起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