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我家乡一河之隔的湄潭县，仅1959年11月至1960年4月，5个月全县就饿死了12.45万人，占全县人口的20%强，全县死亡绝户达2938户。当时，我就听说了“湄潭有人肉汤锅卖”，这惨绝的人吃人的事听得我毛骨悚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可怕的深深的烙印。后来事实证明确有其事。这就是史料记载的“贵州湄潭事件”。
前不久，央视《见证·影像志》节目中讲到庚子年即1960年中的一些往事。
节目中谈到，这年是解放以来遭受最大自然灾害的一年，全国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的生活极端困难。由于没有粮食吃，一些人都得了“浮肿病”，悄然离开了人间。为了渡过难关，中央还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任组长的瓜代菜领导小组，开发代食品。《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大量生产小球藻》的社论，文中把小球藻的营养说得比大米还高。其实小球藻以前是一些地方农民拿来喂猪的野菜，其营养和味儿令人难以恭维，难怪有人说吃出了屎臭味道。
是不是自然灾害的原因造成全国大量的人饿死，不是我辈无名小卒说了算的，总有一天历史会有定论。只是节目中这一说，那些如一缕烟似地早已被风吹散的日子，那些遥远得在如今孩子们心中的童话故事，那些凄风苦雨日子里的一幕幕，又浮现在我的眼前，让我久久不能平静：那在刺目的阳光下拄着拐棍拿着缺了边的饭钵在路上晃动着身影的乞讨者，那不时在公路边梧桐树下躺着的一个个衣衫褴褛脸色腊黄的饿殍……
不堪回首，真的不堪回首哟！
我的家在黔北一乡场上，乡场的大小以及风土人情正如作家何士光小说《乡场上》的梨花屯。那时，与我一起玩的伙伴们，有的家已经断粮了，因为他们是农业户口。我们家因为是所谓的居民户口（即城镇户口），所以每月国家还供应一点粮食。但那时没有肉，没有油，没有菜。小小的我只记得那时我们经常吃的是“牛皮菜”，但到现在我也没有搞明白这是什么菜，是一种像是青菜而又不是青菜的菜，总之吃得人发腻，吃得人想吐。但想吐也要吃啊。殊不知，在家乡，已有人吃树皮和观音土了。
我的先人是从甘肃陇西搬四川，然后爷爷辈三兄弟从川迁徙入黔，但到我父亲时，老辈只有他孤身一人。另外伯父母死了留下一个叫朝全的堂兄。朝全兄从小由我父母带大，一直到解放他结婚生子。但他结婚分家后成了农业户口，到1960年时，他已育有两男一女。那时，国家没有粮食供应他家，堂兄也得了浮肿病，所以一家人饿得不行时，就到我家来要点米回去。每次看见嫂子带着小侄儿或者小侄女来拿走我们家的米时，像拿走我们的命一样，气得我们几姊妹嘴里叽叽咕咕的，眼里还射出像箭一样的目光，一眼眼的盯着嫂子恨。母亲如果骂我们几句，我们还甩门发脾气。但是，他们毕竟是父亲的亲人，我们犟不过父母，每次来嫂子都会拿米或其他吃的东西走。
但最后令我们匪夷所思的是，当那场灾难结束时，我的堂兄和三个侄儿侄女都饿死了，唯一活下来的，只有我的嫂子。没多久，她改嫁离开了我们家乡。很多年以后，我父亲还在自责，说当时没有把侄儿或侄女抱一个来我家喂养。但在那特殊的年代，谁料得到呢，我们几姊妹能活着出来就不易了。不过后来懂事后，我也感到深深的遗憾，但我能做的，就是常去钟峰山我堂兄坟上去焚香烧纸，祈祷他在另一个世界里能和他的儿女们一起，吃得饱饭，穿得暖衣。
那时，我们家每人也只有几斤粮食，哪里能吃得饱饭？因此煮稀饭吃的多。每次吃完后，瓢、碗、筷子等我们都会用舌头舔得干干净净。多少年后全家人记得最清楚的是我还没有读书的妹妹说的一句话：“哪天我们用辣椒伴起吃一顿饱饭多好呀！”当时听得我父母好心酸。
在那些凄风苦雨的日子里，除了我的几个亲人饿死外，我的一个邻居也饿死在荒野，乡场和周边也死了不少人，有的甚至是全家死光，更不用说那些饿死在路边的人了。据我后来看见的有关资料记载，与我家乡一河之隔的湄潭县，仅1959年月11月至1960年4月，5个月全县就饿死了12.45万人，占全县人口的20%强，全县死亡绝户达2938户。当时，我就听说了“湄潭有人肉汤锅卖”，这惨绝的人吃人的事听得我毛骨悚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可怕的深深的烙印。后来事实证明确有其事。这就是史料记载的“贵州湄潭事件”。
当时我小，没听说过有“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这样的圣人。但现在想起来，家乡没有出圣人，但家乡的民风还是非常纯朴的。许多人就是饿死了，也没有出去杀人抢劫。当然也有个别人为了生存，冒风险去地里偷点蔬菜。但如果被抓到，他也会为世人所不啮，有的则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街上有一个何姓7岁的男孩，饿极了，晚上跑到公社的粮食仓库偷粮食，还没有见到米是什么样子就被抓到了。放回来后，他父母感觉无脸见人，把这小孩的一个无名指用菜刀斩断了。凡偷东西（那时只听说偷菜或吃的）被抓到了，肯定要挨一顿暴打，然后捆到公社去……
后来，我们终于走出了这段我感到连史学家也没有讲清楚的艰难的日子。但愿这恶梦般的岁月，只是孩子们心里永远的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