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从，曾是武冈的一个公社，从现在武冈的行政区划上已找不到这个地名了，是不是归并到双牌了？
先前，为搞活集体经济，我们生产队曾有一瓦窑，后又新增一砖窑。做瓦巴砖（我们那的方言，制砖的意思）的都是龙从人，二十多岁一个，他们说的话，我们称为ang ang话，不大好懂，只有接触久了才能听得懂。前来做工的一般是三到四人，他们的吃喝由生产队安排到各农户家中，住的则是生产队的仓库。他们很少回家，只有在双抢农忙时节才回去。这些人很吃得苦。做瓦巴砖先是要挖泥，然后再踩泥，踩泥这道工序很累人，直到把泥巴踩得很粘稠才行。我们这些小孩觉得好玩，有时也嘻嘻哈哈地帮他们踩，师傅也乐得。
做瓦是个技术活，他们先得垒起泥垛子，又用系有钢丝的工具修整成一长方体的小泥墙，再用那种小一点的工具切出薄薄的泥衣，双手把它捧放在模具瓦桶上，接着便是一边旋转模具，一边用醮些水的工具在泥衣上糊来糊去。等到瓦桶上的泥衣表面光滑无隙缝时，便提起瓦桶放到平整的地面上，再褪出模具，瓦坯子就成了。坯子干后，就将其一片片地折开，收好后放在干子上。为防雨水，上面得盖有薄膜。我父亲是队长，师傅们有什么需要解决的，常来我家，所以，我与这些师傅比较熟悉，也学着师傅的样做过瓦，当然多半是废品。他们也乐意让我一试，失败了，会冲我哈哈一笑。
砖瓦这活，最怕雨，一旦雨来得突然，他们几个忙不过来时，父亲会让村民前去帮忙遮盖坯子。如果接连几天都下雨，他们无事可做，会着急恼火。没办法，也只有打扑克消遣时光。有一年过来的一个师傅，还带了一把笛子，空闲时会吹些曲子。他还会吟出一些民谣来排遣孤独。记得有一年端午，他在墙上用黑木炭写道：五月初五是端阳，家家接女又接郎，只有我呀就无人接，粽子粑粑自做尝。我们这些小孩看后，都笑他想讨婆亮了。
烧窑的时候，他们会从老家请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来把关。通常是在红薯成熟时节，我们这些小孩都会拿一些红薯放在窑顶的土里去烤。烤的红薯不会烧焦，又特别香，很好吃。烧好一窑，时间大约二十多天吧。出窑卖了货后，他们也就可以拿到工钱了。
我们生产队烧制砖瓦的历史有六七年吧，都是龙从的师傅做的活。当时，我感觉这些地方的人的生活比我们还不如吧，要不怎么会离家远远地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谋生？也想过龙从人可能比我们那里的人更活络些，更善于营生。
说龙从比我们那个地方生活条件要差些，有一事彻底改变了我这一坐井观天式的看法。那年月，人均口粮底，大多只有三百多斤；最低时，我队仅只有二百八十多斤。有一年，年关将至，可大家的口粮毫无着落，春节期间可能连饭都吃不上。父亲很着急，开始想办法筹粮。老天有眼，总算有了个好消息：龙从那边有粮，可借来救急！我们队里有个退伍军人在龙从那边当公社武装部长，父亲问他有无办法，他了解到某个生产队有些指标粮，而这个生产队过年的口粮是没问题的，这位干部就与那个生队里的领导商量，可否借来渡过我们三百多人过年吃饭的难关，没想到对方爽快地答应了。
消息传回来，父亲非常高兴，连夜与队里的几个领导商量，决定第二天与会计就出发到龙从去。到龙从时，天色已不早了，那位武装部长安顿好父亲、会计两人后，当晚就去参加了公社领导开的一个会议，主要领导在会上说：各队要控制好粮食指标，不能随意调拨。部长一听，觉得事势不对，借故离开了会场，赶紧过来与父亲他们商量应对的办法。大吃一惊的父亲，立即做出决定：趁公社领导的意见还没下传，当晚就去那生产队。部长觉得这办法好，一行人便来到了那个生产队，事情办得出奇的顺利，完成好了相关手续。天亮后，父亲他们就到了粮站，把这粮食指标转往转湾了。很快，我们队里就把粮食分到每户，让大伙去粮站购买。
父亲回家后，很自豪地说起这经过，我听得一惊一乍。当时，我觉得这龙从是个好地方，竟然有余粮借给我们，龙从人太好了，急人之所难。社员们都很高兴，发自内心地感谢他们。直到早稻收获后，我队才把这粮食还给了对方。
龙从人好，勤劳、乐观、善良。借米一事，直到今天，我仍然感念龙从人，没有他们的慷慨，那一年的春节，我们不知道究竟怎么过？
指标粮：计划经济时代粮食购销的术语。农民以队为单位每年要送公粮，到青黄不接时，政府又返回一部分，称返销粮。返销粮是有指标的，得用钱买，只是低于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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