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婶的家奠

都梁记忆 2020-06-01 22:59 1

二婶的家奠

二婶的家奠

图文∕都梁记忆

83岁的二婶，于三天前逝世，明天出殡登山，行归葬大典之仪。按照武冈丧葬文化，我主动给她作家祭文，要在今晚仪式上念的。

家祭文又称“家奠”。家祭是区别于客祭的，客祭文即宾客为逝者作的祭文。客祭可以写成千篇一律笼统的八股文，家祭文就要按事实从头到尾细细陈述。

家奠？就是以家人熟悉的身份，给逝者盖棺定论。奠者，定也。

我作为五十多岁的侄儿，这么多岁月生活在同一个院子里，彼此之间再是熟稔不过。然动笔开写时，还有许多疑问得确证一下。我问院子里81岁的根叔：

“二婶从城里嫁来，具体是哪一年？”

“是1953年，那一年二哥是石山乡，现在的文坪镇一部分当乡政府文书。二嫂那年才16岁，是最早的‘社教’文工团宣传员……”

根叔说的这个时间，我没有理由怀疑。虽然他小二婶两岁，但他从事过四十多年教育工作，且在以前武冈县龙江区文教系统呆过，他讲得有理有据。

“二婶是一个城里人，听说还是富贵大户人家？怎么嫁到乡里来”

“当时土地改革，分了地主的土地，必须要进行社会主义宣传。所以二嫂可以说是在阶级立场上，与资本家家庭作出过决裂行为，才嫁来的。二哥那个时候家庭（政治）成份是个破落地主”

“二哥比二嫂大十岁。讲良心话，二嫂嫁给二哥，二嫂每个月挑烧火煤炭在院子里算挑得多的。二哥素来斯斯文文……”

根叔说完这些深深抽着烟卷，吐出长长的烟圈，一脸庄严肃穆。

根叔讲的二叔二婶的事，我前所未闻。我只知道二婶从城里嫁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落实政策时，武冈城里解放前政府“没收”过资本家的店铺财产，有退还和赔偿政策。当时听说二婶“打黑脸”到娘家，跟几个阿舅子要过钱。至于要了多少，我问过堂弟新平，他说也就是千多块钱。新平是二婶的二儿子，八几年千多块钱也算值钱。

二婶大儿子，我们叫建哥。建哥性格一直实在，实在得很显压抑。大概建哥是二婶第一个小孩，生养时从母体里与生俱来生活紧迫感，才导致他对生活的实实在在？因为那个时候二叔是公职人员，二婶则在家里务农，这种现象在当时的农村叫“半边户”。不像现在，家里有一个当官的可以养一家人。那个时候的半边户家庭，二婶可以说最累。如果男人不是干部，夫妇在一起能相互照顾。那个时候干部工资相当低，我爹就是在那个“干部干部不如（农民）养只鸡婆”的条件下，甘愿削职为民的。

二婶结婚5年后，生下大儿子建哥，那是1958年。1958年，就是“大跃进”那年，也是整个国家在政府领导下，举国上下“吹牛皮”那年。

我有一位广西梧州的朋友，梧州环江县在58年吹过“水稻亩产13万斤”，我们这里只吹过亩产3000多斤的牛逼，参与做假吹牛的人现在还在。其实那个时候水稻亩产最好也就600斤。

生下建哥后5年，才生下大女儿玉英。玉英比我大两岁，我们喊她玉姐。

这5年中，其中最悲催的1960年，到现在为止还是定义为“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政策失败。据还在的八十岁左右老人讲，那年我们百十人的院子，饿死了五分之一。

这5年，二婶与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中国老百姓一样。生下来的孩子都养不成，年轻力壮的人都活活饿死，一般夫妇或父母因为极度饥荒，根本没有生育的冲动。

5年后才生下玉姐。现在看着玉姐的右手，和玉姐的性格，就知道当时二婶的苦累。63年虽然解散了“大食堂”，64年的某一天，还不会走路的玉姐睡觉后，被放在箩筐里傍在煤火灶台围围边，二婶要出工挣工分。玉姐睡醒了，不见娘，一个劲哭闹。哭闹动静大了，箩筐翻了，玉姐的右手手掌插在煤火灶里……

凡般上得四十岁的人，孩提时代，都像养鸡鸭一样，傍大的。没有像现在，是爸妈寸步不离带大的。

被那场意外烧伤右手的玉姐，除了两个亲弟弟和一个亲妹妹，叫她姐姐外，叫她姐姐的屈指可数！

那时候农村人没有打工招工的经历，但女孩子出嫁的规则，门当户对二八相品，谁也逃不掉。为这个事情，玉姐怨恨过二婶多少。从记事起，二婶在玉姐的嘴里，我们常常听出怨恨万分。

玉姐生于1963年。1967年，二婶生下二儿子新平。

1969年，二婶生下小儿子。

1971年，二婶生下小女儿。

前后13年，二婶不停生与养，总共生养了三男两女。这三男两女都被二婶养大，成人成家。

放眼二婶家的三男两女，他们好像二婶二叔这条长长瓜蔓上，一串瓜。他们有幸个个长大，从他们的个头长相，高低大小胖瘦，也如我家4姊妹一样，每个人都是爹娘人生中一种真实印迹。哪一朵花盛开时风调雨顺，哪一颗瓜就水灵光艳。

俗话说，“爹爹妈妈爱满崽”！但在12年前的大年初五，39岁的小儿子不幸离世，走在了二叔二婶的前头。那年二婶71岁！

那一年初春，漫长的冰冻天气，二婶股骨头摔断。

同年冬天，二叔撒手人寰。留下二婶单独面对人生严寒的冬季，一直到现在。

回想起二婶的过往，我们看到的，她对孩子要求极严。二十多年前农村赌搏的现象，让她深恶痛绝到现在。记得某次小儿子落雨天在打牌，她一听说就冲到打牌的地方，不管三七二十一，劈面无情一顿恶骂，惹得众人对她没好感。当时我也觉得她太过，现在想起来，哪个做父母的要求儿女有过错呢？老话讲，“天下无不是之父母，世上最难得者兄弟”！

小儿子离世后，二叔相继离世，更兼自己股骨摔断一直未复原。今年举国上下闹“武汉肺炎”，十多天前一个晴天的半下午，我还与她聊了天。她胳肢窝的单拐还在，鬓角白发如麻。岂知一转身，说没就没了，倒床的那天，一口气不来，当时放了炮仗了的。过了一会又缓过来，原来是痰塌住喉咙，心血缺氧大脑接近停摆。醒过来后，但讲不出话。在外打工的儿媳妇孙子闻讯回来了，大女儿大女婿外孙回来了。远在贵州做豆腐的细女细女婿急急赶回，回来守了几天，不见结局，又回贵州。刚一走，第二天上午，二婶咽下最后一口气。

给二婶写家奠，开始想从“一个城里富家小姐，可叹可佩到农村来，顽强生养毕生相守”出发的。写着写着，读着读着，竟联翩浮想起她常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

“到哪家山上唱哪家歌”

“累得扯卦猫狸哈”

到哪山上唱哪首歌？让我想起她是城里资本家的千金小姐，小时候在娘家，肩不能挑有人替她挑，手不能提有人替她提。因为命运的捉弄，她从“米筛头上的米”，被时代所筛选，所淘汰！从上等人变成平凡人。但她从不屈服，不认命。从武冈城里嫁来云山脚下，我们黄家石山上做媳妇。云山脚下人靠云山休养生息，每天天光到天黑，放牛割草，砍柴种田，没有一天离得开云山？土生土长的云山人看到云山，都有一种“三生三世不愿逢”的怨毒。何况二婶！如果你是初来乍到的外地人，听到云山人讲你“你的背像岭”时，不是别的意思。是说你这个人“很麻烦很不可理喻”，就如云山的苦云山的累，从不跟任何人讲道理。让人离不开，又恨不起。

“到哪家山上唱哪家歌”？与其说是迁就，不如说是坚持。二婶无数次讲这句话时，声音从高亢明亮，逐步逐步变得低缓和厚重：头发是在这句话里变白的，眼皮是在这句话里耷拉下的。这照片是大孙女给她专业拍摄的，拍摄时讲明白是拍遗照，但二婶没有丝毫马虎，白色圆领打底衫整了又整，脸上的笑容累集了八十年风霜雨雪，让人看不到半丝忧伤。

年轻时上山下山每一趟云山，没有一趟是轻松的。二婶她不是云山人，来到了云山脚下，就必须唱云山的歌。

以前二叔家在石山上老院子，老院子离云山更近。一位年轻媳妇一个人田间劳作时，情不自禁自编自唱起山歌，那歌声高低迴环，忧伤缠绵，犹今早杜鹃在耳：

背底山里竹叶黄

搭帮爹爹嫁好郎

一来嫁得家屋贫

二来嫁得不像人

二婶嫁二叔，不存在家屋贫，也没有不像人。只是嫁得“今生不愿逢来世不相见”的苦累！做不尽的体力活，从她那句“累得扯猫狸哈”里品得出来。猫狸怕冷，六月天也蹲在煤炭灶台煨火。猫狸一旦感冒，喉间痰湿阻塞气道，那呼吸不畅，像儿时看到石桥上铁匠铺里的风箱拉杆，一进一出“虎痰虎痰”经久不息，这就是“猫狸哈”。

二婶的坚持，在二叔走后十二年，也倒下了。

半个月前有一天，对门院子里过世了一位90岁的老人，她还感叹过，“老人死了，花炮放多了冇用……”，她还是没直接讲让我给她做家奠。她是怕“有求不应”么？还是怕自己吃过的苦不够做家奠的份量？

做家奠时，我流下的眼泪，基本上源自于那句话。她用这句话安慰了自己，从十六岁，到最后：如果我是她，靠什么抚平这六十多年人世坎坷？

命运高高低低，时代风风雨雨。二婶走过了83个春秋，2020年农历闰四月初四，如果她是一颗星，她划过城市的舒适繁华，归宿到了僻静云山脚下。

听根叔讲，当时1953年，与她同来的，还有对面院子里刘芳芹女士。刘芳芹女士，也是我辈心目中相当钦佩的异姓婶子。她过世很久了！

二婶的名字叫彭振辉，是彭氏家族男孩一样的辈份名字。二婶一辈子的坚持，是否还源于这个坚强的名字？只有她自己知道。

最后，说一个当时玉姐传出来的笑话：

某年某月某晚上，那时候二婶小儿子还小。晚上吃油煎粑粑，吃着吃着停电了，我们这里是武冈南乡用电最早的。小孩子吃得快，停电时，二婶还没吃完，就吆喝小儿子点篝火照明。小儿子很不情愿，气鼓鼓不敢违抗，慢吞吞点燃篝火，懒洋洋举着看娘慢吞细咽。不知出于什么心态，是对二婶名字奇怪还是？竟奇思妙想将二婶名字撕成两段，拼成一句恶狠狠的话，从牙缝里挤出来。这句话刚落音，就被二婶反手一栗架子，敲得哭不出声。这件事至今悟起，就好笑。那句话就是：“照倒彭振辉吃粑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