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未成名君未嫁

       我未成名君未嫁 　　
　　

           张五龙
　　
　　花未眠，花未眠。午夜里我孤独地醒来，瞪着空虚的眼睛，看着宿舍里空虚的墙，街上汽车还在呼啸而过，一如沉重的叹息。
　　
　　睡前给那个女孩拨了电话，她一如既往地说了一句“我在开会，等一下我给你拨过来”，都12点了还开什么鬼会？我知道这个“等一下”是没有下文的。记得刚来到这个城市打工的时候，同城的几个同学聚会，Z跟我说起她的情况。
　　
　　“怎么还不结婚呢？是要求太高了吧？都成齐天大剩了。”我有点黯然地说。
　　
　　“其实她要求不高。她就是那个性，有点倔强，你知道的，其实人蛮好的。”Z直看着我说，仿佛我明知故问似的。趁着酒劲，我们说说笑笑，我承认自己是在掩饰什么。仗着酒胆，我拨通了她的电话，她说：“你怎么变得这么油腔滑调的咯？”我把电话给了Z，她们是大学同舍密友。Z和她聊了会，把电话给我，我再接，已经挂了。
　　
　　小小的个子，胖乎乎的圆脸，单眼皮。齐眉的短发，柔滑地闪着黑绸的光，背一个背包。咚咚咚地敲门后，就笑呵呵地出现在寝室门口，问谁是五龙。室友们不约而同地指着我说，他是。这种不约而同使大家都笑了，她也笑起来，是很快活的笑。然后，下命令似的告诉我，她是校报的特约通讯员，听说我的文字好，我有义务向校报写报道军训的稿子，由她来收。说话像打机关枪，噼噼啪啪，然后一阵风似的走了。真是快人快语，把我们震得眼睛一楞一楞的。
　　
　　她是我大学认识的第一个女同学，长沙本地人，吃辣子长大的。那个火辣辣的九月，我就被她火辣辣地催着交稿。然后，她的身影就老在我们男生宿舍晃。也不知道是谁的提议，班上男女寝室要结成友谊寝室，我们寝室就偏偏抽到了她们寝室。晒黑一层皮的军训终于结束了，举行第一次班会。在湘江边的月亮岛，我们白天捡柴，玩沙，拍照，野炊。月亮出来的时候，我们升起熊熊的篝火，映照着三五一群年轻的脸庞。那天，她就像一只活泼的小白兔，上窜下跳地打闹着，欢笑着。她看到了人群中的忧郁，然后，向我投来关注的目光。她过来坐在我身边，向我问一些话题：人为什么要长大？长大了为什么不快乐？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为什么？她老是问我为什么，叫我不知如何作答。我感觉她的人生经历和家庭教养是无法理解我的，但我心里起了一种感激而感伤的情绪。我感激她对我的关注。但我以为她只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城市女孩，只是出于好奇，她关心她的牛仔裤要胜过关心别人，或者说她关心她好奇的人和事，但她无法理解他们。
　　
　　她知道我喜欢读书，于是来向我借书看，也推荐一些书给我看。有新书出版，她也会买了来先读为快，很多时候，我猜想她自己并不一定看就先借给我了。或者是自己并不一定喜欢看，但猜想我会喜欢，也买了来送给我，如读苏童，读张承志。我们谈文学，谈海明威，谈川端康成。她的单纯如一条清澈的小溪，所有的悲欢都写在脸上，一见到底。我生日那天，她特意和Z跑到我寝室来，送我一本明清闲适小品文集，唱了一曲《潇洒走一回》，然后火烧屁股似的跑了，室友们说还不快追。现在想起来，也许就是我的自卑让我失去了她的爱情。
　　
　　一次和同学瞎聊中，她透露了她的生日。我心里一动，寻思着要给她送点什么生日礼物。我走遍了整条街都想不起该送她什么，最后，捡了一片麓山的红叶，自制了一张卡片。那天，我紧张地设想着向她表达生日祝福的种种场景，但校园里一直不见她的人影，向她室友打听，说回家了。我不知道是在什么样的忐忑不安的心理状态下拨通了她家的电话，她爸爸接的，说，哦，找丹伢子啊。然后，大声喊：丹伢子，电话。她接电话时，我都不知道跟她说了些什么，只觉得是做了一件压在自己心头很久的事。但终于什么也没有送给她。
　　
　　她的父母都是省报的高级记者，她很喜欢做记者。校报上经常看她发些通讯报道和散文。在她的鼓励下，我也写了点，发在校报上，看得出她为我积极的姿态而真心地高兴。我的文章渐渐在同级中有了点小名气，她同我谈论文学时不由得有了一种崇拜的语气。但我的愤世嫉俗，常常让她无法理解，就这样，我们的心灵始终隔着一点什么。她是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人，充满了对未来的勃勃雄心；我是消极悲观散漫萧疏的人，充满了转型期的意义痛苦。我不知道，一种物质富足的生活是否就真地那么重要吗？当《廊桥遗梦》风行的时候，她是那样真诚而充满期待地征询我的看法，我却说那是“廊桥梦遗”——虚伪的小资情调的精神寄托。二十年后的今天，特色时代的苦闷现实，谁还能拒绝“廊桥”的浪漫主义的迷梦呢？明知是虚无的，慰情聊胜无，以对抗现实的薄情寡义。
　　
　　记不得是在什么状态下，使得她积极热心地参与“文人下海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的辩论了，但我只是觉得无聊而已。海子死了，顾城死了，张爱玲也死了，在一个务实趋利的年代里，理想主义无可挽回地彻底陷落，文字传达的只能是世纪末的哀歌。我无法压抑我的悲伤和沮丧，不由得嘲弄她的积极进取，我觉得她过于现实。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再讨论文学。当她再次兴致勃勃地拿她写的文章给我看时，我用一种漠然的态度对待她，她失望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尽头，我站在走廊上看着她的背影走出中文系的大楼，渐渐淡出我的视线。后来在校报上看到的她的文章《放弃不是一种美丽》，再后来，我们见面只是点一点头。转眼就大四了，从我们这届开始，教育产业化，大学生不再包分配，现实一下变得严峻了起来，校园里充满了考研的空气，她是那种积极进取的人，自然加入了考研族的行列。风风火火地来，风风火火地去，只是多了一分沉默。
　　
　　在政府主导下的全民皆商，向未来许诺小康富裕的九十年代，校园里充满了积极进取的勃勃野心。一夜暴富的梦想，成为校园里学子们成功的标杆，并倡导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性开放开始在校园里流行起来，到处可见搂搂抱抱的男女。不知怎么了，中文系学生反而变得格外保守，他们宁愿空虚压抑，也不愿爱情在庸俗的空气里变质。他们只能以他们的空虚无聊对抗现实的趋利务实和激情快餐。在那些空虚的日子里，我把光阴消磨在黄昏的街头游逛，把爱情悬置在录像厅的声色刺激。再次在三舍广场相遇时，她同我聊了很多关于未来的话题，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她对我放纵自己不思进取的遗憾。最后，她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新闻专业的研究生，做好上京读研的准备。我变得狂躁不安，呆在寝室里犹如困兽，一遍一遍地听着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歇斯底里，在走廊上走来走去，挥拳砸了窗玻璃。爬上岳麓山，一阵冷风吹来，我意兴萧条，心灰意懒。毕业后，我回到了我的小县城。临行，她新买一本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送我，里面夹一张空白的稿子。此后的岁月里，我拒绝和任何同学联系，梳理我纷乱的思绪，写成孤独的文字，但没有寄给她。
　　
　　网络时代，让生活变得越来越扁平，同学们在同学录里传达着互相的消息。结婚生子，升迁深造，一切都是那样沮丧，没有预想的激情。很久没有她的消息，据说读博，据说在电视台工作，又据说性格变得孤僻，不跟同学来往。总之，我们在转述别人的生活时，总是添加很多个人的东西。在别人的转述里，我也变成了娇妻相伴、红袖添香、弹琴练字的神仙日子。我按部就班地平静生活，自足自乐，无所用心，唯有寂寞如斯。
　　
　　十年同学聚会时，我终于知道了她的电话，接通，她问：“你来吗？”我那时想出版一本书，问她能不能帮忙？她说不能，她只想知道我去不去聚会。我终于也没有去，赌气地把她电话删了。
　　
　　又是很多年，出差北京，路过长沙。回学校看了看，木兰路栀子花香弥漫五月，90后听着何炅的《栀子花开》：“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苍白的重复，而我心里响起的还是70后的老歌《寂寞是因为思念谁》，老狼沙沙的声音：“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一颗一颗凝成热泪……”歌声中我看见那个圆脸短发，背着背包的女孩远远地从中文系大楼走来。因为青春，因为友谊，我们用回忆消解现实，唯留一个不甘沉沦的灵魂，做着孤独决绝的残梦。如果时间可以重新来过，我想问她：还记得我们当年的追求吗？是什么让我们放弃了我们的追求？你现在应该能理解我的百无聊赖、无所事事了吧？
　　
　　2010-6-7高考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