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后又在这里下了车。
一只手提着个包,另一只手抬到额前,想遮一下阳光,可这天气,太阳光照到地上房子上树上,都泛着光,明晃晃的刺眼得很,额前的手不起作用。
眯着眼四处望望,变了。
街道变了,房子变了,车站前那个卤豆腐摊也不见了,那个位置被一个水果摊代替了,红得放肆的大棚布招摇在那里,很显眼,却看不清水果和他的主人在哪里。
变了,什么都变了,眼前来往穿梭的各色人们穿着各色的衣服、华丽的、时尚的、五色缤纷。
路中央一个残疾人拖着细得可怕的双腿,不停挪动,跟前变了形的盆子也僵硬地前移,走一步,晃一下就伴随着沉闷的蹭着地面声音,里面几张面额不一的纸币翘着一个或几个角,也晃一晃。那时候,乞讨好像都是佝偻着身子,端或不端盆子,拄或不拄拐棍,变了,是该变了,十五年过去了。
十五年前是在这里上的车,那时候还是个毛头小子,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不怕。为了节约住宿费,花5块钱简陋的车站旅馆可以住一晚。现在,坐在公交车上还要是不是捂捂那并没有什么内容的钱包,步入中年,变了,脸上抹了一层疲惫,好像没有洗净。
没走几步,接连有好几个好心的出租车司机“嘎”的一声在路边刹车,车里探着头,热情地问:“老兄,去哪里?”
那时候他们城里人的腔调,很好听,那腔调是个标签,里面有不容置疑的自豪,掺杂着对乡里人的不屑,于是土里土气的乡里话常常不敢大声说。
木然看一眼,没有回答,司机收回脸上的笑容,猛按一声喇叭,哧溜一声开走了。
摩托车机灵得如同泥鳅,忽地从后面窜到身边,车把一转,挡住了去路:“师傅,去哪里?我带你去。”
没有搭理,继续往前走,摩托车无趣地回转车把,突突突往前走了,留下一股烟混着尘土,很呛人。
四处都是烟尘。摩托车、小汽车、大卡车,奋力赶路,穿黄马褂的环卫工人,戴个白口罩,挥舞着大扫把。
喇叭声,车碾过路面的声音,扫地的声音混杂着排气管冒的烟、地上泛起的尘,在空气里四处钻。
往左转过了路口,走两百米就是南门口,过了南门口就到了。
常想起这家粉馆,纯纯的汤,上面漂着红亮红亮的油和辣椒,一筷子下去,捞起来,是白得通透的米粉。
吃一口粉,爽滑又不乏劲道;喝一口汤,鲜香里带着淡淡的辣味。
就为这,还没上车就想:下车后第一件事就是直奔这粉馆。
已经看到那高高的城门洞了。城墙还是老城墙,上面是开发时加上去的城楼。城楼也有些泛旧,坐在城墙上比新加时更协调了。
过了城门洞,终于到了这家坐落在绕城河边、玉带桥头的玉带粉馆。
店名没变,外墙、门头都换成古色古香的风格,古城墙景区再开发时,为了突出古城特点,周围的住宅楼、沿街的店铺、道路的地砖、路灯,一律是复古格调。
大大的大理石砖上,刻“玉带粉馆”几个隶书大字,描着金粉。要不是早跟同学打听好,还真认不出这地方了。
原本这粉馆的房屋与这一带的其他房屋一样很暗淡,砖混结构,外墙没有贴砖、没有抹灰,水泥泛青。门头是一块拼接起来并不平整的木板,日晒雨淋,发着黑,上面用油漆写着店名,字写得很涩,不流畅,歪歪扭扭的,像不认真小学生写的。
抬脚到了门口,店里是清一色的宽大厚实的实木桌凳,午后没有客人,几个穿统一服装的服务员坐在沿街靠窗户的桌子边,斗地主,旁边看的,有人叫:“出不得!出不得!”周围几张桌子上,散放着几个客人吃过后留下的半碗汤水。
没有人,注意到我进来,我用生硬的乡音喊一声:“还有粉吗?”
“有”,一个小姑娘答应着,一边走过来,朝对着门口的后堂,喊一声:“来一碗粉!”
她招呼我坐下,就去收拾那些狼藉的碗筷。
她还没收完,后堂就喊:“端粉!”她连忙奔过去,粉就端到了我跟前。
敞口大碗,口出奇的大,碗身陡地收了回去,直奔碗底,碗底很小,奇怪它竟然站的稳。
筷子探到碗里,猛力挑起,不想那粉竟然断了,只怪自己太性急。轻轻地捞起几根粉来,放进嘴里,轻咬一口,往下吞,涩涩地,停留在食道里,不愿下去。端起碗喝口汤,寡淡得很,不是没有调料,是分量足够的味精和陡然的辣搀和在一起的味道。
我默想:变了。
十五年,离这个味太久了。是我离它,也是它离我。
俨然,我走得太远。
那年我刚出校门,又走上讲台,成了一名代课老师。
虽然离开了就再没有回去,但那所农村中学的样子,至今还在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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