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抢”是农村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了。打了早稻,插晚稻,这是乡亲们最忙的时候,也是一年到头养家糊口的行当。这样,打禾、插田就最为重要了。
那时的农村一到青黄不接时,那家要是能有饱饭吃,那可是了不得的事。到打禾时,一亩地打了多少毛担子,这块田比去年多了还是少了,这都是热门话题。动不动就是会来一句:“呷血呢,这块田又打了十个毛担子,去年才八个哩!”
我们村自然条件不好,分到家的责任田也就“斗笠一块、蓑衣一块”了,这个山坡上二分地、那条垄里三分田。从我记事开始打禾起,总是见父母眼红别个屋里的田大,这样一打禾,就不用老搬打谷机转圆圈,瞎耽误工夫。
有句土话港:“小暑小打,大暑大打”,说得就是双抢时节打禾的事。小的时候,刚放暑假十天左右就开始打禾了。人们攒足了力气忙碌在垄里的水田里,杀禾的大婶镰刀挥得“呼呼”响,一根根禾苗在她手上变为一把把的禾手,或放成堆或放成长龙,左右摆开。好有诗意,你看,那一把把的禾手头尾相连,犹如两条龙伸向田基。(谷穗搭在禾苗身上,头尾相连,一来为了不让谷子沾水,二来方便递禾手。)踩打谷机的两个壮汉,脖子上各搭一条毛巾,在禾手没有递到的空闲间不时地擦汗,衣服已经被汗水、禾手上的污水湿透;打谷机在他们脚下,“嗷嗷”直叫,转得飞快,禾手在他们手中翻转着,金灿灿地谷子流进了打谷机内。递禾手的两个小伙在泥泞的水田里飞快地跑着,把一把把禾手递给了那两个壮汉;打谷机后,一大伯在捞“乱毛”,认真地把杂草捞去,用谷箩装着黄灿灿地谷子。田埂上那个外名叫“大水牛”壮汉正在往晒谷坪担谷子,二百来斤谷子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
从我十岁起就开始帮家里打禾了。开始只是递禾手,杀禾、踩打谷机是做不来的,我们家只有父亲是劳动力,踩打谷机的活自然是他的;杀禾就是母亲干的,我自然只是递递禾手。记得父亲第一次让我去递禾手时,是许诺割二斤肉,买一个西瓜才去的;或许我是当时是冲着有肉吃、有西瓜啃才去的。(那时生活条件艰苦,一个月吃不到到把肉)烈日当顶,水田里的水都“吱吱”作响,十岁的我光着身子战斗在田垄里,手拿不住禾手就用身子抱,走不过来就跑着去递;全身都沾满了泥,只留下两只眼在碌碌转;不大一会儿,那沉甸甸地谷穗就把我那嫩嫩皮肤刺得疼痛难忍,晚上洗完澡一看,上半身全都是星星点点红斑,一沾水就辣辣地痛!
我们家人少,劳动力更少,家境又不富裕,岭上下来打短工的“岭包佬”是万万请不起的。父亲常常是踩完打谷机,自己再用麻袋、谷箩装好谷子,然后一担一担往家里担;别个家里有劳动力,双抢三、五天就能搞完,而我们家常常要十几天,在这些时候,常常看到父亲在夜色来临后,一担担地还在担那些刚打下来的谷子。
第二天,父亲看到我上身的红斑,心疼地说:“伢子,疼吗?要是疼得话,就别去了。”
“爸,我不疼,我还得帮你递禾手。”从小就倔强的我,凭着那时对世事非懂似懂的感觉,懂事地回应着父亲。
父亲没有说话,只是拍拍我的肩膀。转过身去,分明地看到父亲的眼泪在眼眶打转。
再大一点时候,我也能杀禾、捆草了,父亲照例在打禾的时候割肉、买西瓜。
再大一点,我们俩兄弟都能踩打谷机、担谷了,父亲也不会一个人打“bai子禾”了。
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家田都长草了,父亲不再种田了,我们也出外谋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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