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围绕中国经济转型的争议不断加剧，尤其是面对全球经济过剩危机，外部压力和内部困局交织。一些声音将中国的转型与当前经济困境挂钩，甚至出现将全球过剩问题“甩锅”中国的论调。然而，客观分析历史和现实，不难发现这些指责完全是颠倒黑白，意在掩盖自身问题。厘清这些逻辑，不仅有助于应对外部挑战，也能增强国内发展共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更加稳健。
一、全球过剩危机的根源
全球经济过剩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实际上是长期资本扩张和全球化不平衡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200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就指出，全球农业产出相较于人口健康需求已经过剩30%以上。2023年的数据显示，这一状况并未改善，甚至因资本垄断和资源分配不均进一步加剧。一方面是商品和资本的全面过剩，另一方面却是贫困与饥饿的长期存在，这一矛盾的背后，是以资本利益为核心的全球化经济制度的深层失衡。 对中国而言，近年来的经济过剩表现为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饱和，大量商铺关门，传统增长方式难以为继。正是由于过去粗放式增长模式的遗留问题，当前转型过程中暴露出了一些历史积弊。但将全球过剩的责任归咎于中国，不仅是对事实的歪曲，更是一种推卸责任的政治手段。
二、转型的代价与意义
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确面临挑战，但必须认识到，转向质量效益型增长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必然选择。从“粗放数量增长”到“质量效益型增长”的转变，是经济迈向更高层次的必经之路，尽管过程可能伴随着阵痛。 过去几十年，工业化和城市化曾带来经济的飞速发展，但也形成了过剩经济的隐患。大规模量产带来的不仅是市场饱和，还有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无序消耗。例如，农业领域过度依赖工业化手段，追求单一指标的扩张，导致农产品价格低迷、从业者收益不高。今天的困境，是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与调整，是为了追求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三、新质生产力：破解难题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采用颠覆性技术，形成“新质生产力”。这不仅是一种技术上的创新，更是发展模式的全新升级。判断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准在于是否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
1. 是否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
新质生产力必须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技术的应用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而应促进生态系统的修复与循环利用。例如，智慧农业与精准种植技术可以提升生产效率，同时减少环境污染，实现人与自然的平衡共生。
2. 是否推动生产关系的深度调整
要素过剩背后往往是生产关系的不适应。以往以资本为核心的资源分配方式必须调整，释放生产要素的新活力。例如，数字经济和共享经济可以重新配置资源，为中小企业和个体劳动者提供更多参与机会。
3. 是否解决当下的结构性矛盾
针对当前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全面过剩的现状，新质生产力应注重开辟新赛道，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例如，通过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带动清洁能源产业的崛起，既解决传统产业过剩问题，又为就业和经济增长创造新空间。
四、正确认识历史与当下
部分既得利益者试图通过混淆视听，将过去粗放式增长遗留下来的问题与当前转型政策挂钩，甚至以此质疑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这种观点不仅缺乏事实依据，还企图掩盖历史责任。然而，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对传统模式的简单延续，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突破。 面对全球化解体带来的外部压力，中国需要以更加坚定的步伐推进高质量发展，以“新质生产力”为突破口，破解当前困境，构建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发展体系。同时，通过总结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强国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
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三大原则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革，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界定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关乎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议题。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从三大原则出发，探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逻辑与未来方向，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深远思考。
1.以14亿人口的需求为核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新质生产力首先应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满足14亿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需求，并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是一种平衡、可持续的发展观，这要求技术创新不能简单复制他国模式，而需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提出独特的解决方案。例如，智慧农业、绿色能源和生态治理等领域的技术创新，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也保护了自然环境，为人口规模巨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这一原则明确了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导向：必须将人的需求置于核心地位。技术的进步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或社会公平为代价，而应通过创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然系统的健康循环。
2、推动生产关系的深层次变革
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的调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积累的部门利益格局和政策框架已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的要求。这种不适配性体现在制度的僵化、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方面，导致新兴产业的成长受到制约。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为导向，推进生产关系领域的“深改”。这意味着，必须突破部门壁垒，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形成适应创新经济的制度环境。例如，健全数字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为新兴技术的快速转化和应用提供政策支持。同时，构建更加开放和公平的市场机制，激发社会各层面参与创新的活力。
3、解决过剩危机：探索质量型增长路径
当前，中国经济已显现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过剩的特征，大量写字楼、商铺的空置和金融市场的无效流动性表明，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在于其能否有效应对这一困境，并实现质量型增长。 新质生产力应聚焦于产业链的高端环节，通过技术升级和模式创新，为传统产业注入新活力。例如，智能制造的推广，可以通过数字化和自动化提升生产效率，同时减少资源浪费；共享经济模式则可以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激发消费潜力。这些创新不仅缓解了过剩危机，还带动了就业增长，为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空间。
结语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不仅在于技术层面的突破，更在于其能否为14亿人口的发展需求提供切实解决方案，能否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消除制度障碍，能否在过剩经济中开辟质量型增长的新路径。这三大原则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南。 新质生产力是应对当前经济过剩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厘清历史与现实的逻辑，有助于解构外部“甩锅”论调，增强国内改革共识。
在未来发展中，立足中国特色、面向全球挑战，新质生产力必将在经济社会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唯有坚持这三大原则，才能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在新时代，中国经济必将在质量效益型增长的轨道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模式与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