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

很多次看到山珍海味、剩菜满桌的时候，都会莫名产生对父亲的内疚：记得98年父亲送我去长沙读大学，行至中途吃午餐时，和我们同桌的过客用一句不好吃，便把一半的饭菜余在了桌上。父亲见了，居然把他盒饭里的菜夹来吃得津津有味。我当时非常生气，觉得一点面子都没有，没想到教书一辈子的父亲居然如此荒唐——吃人家剩下的饭菜，我一下来了从未有的“勇气”，把那份菜扔进了垃圾堆，给尽了父亲脸色。那一天，我们谁都没有搭腔。

我不再记得那一天父亲的脸色，可我现在却充满了内疚，越是了解父亲，越觉得自己的渺小与无知。

父亲完小毕业，16岁便开始教书。父亲对工作相当尽职尽责，在他看来，哪怕是小学一年级，也会影响人家一辈子，很多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父亲的学生。那时家长都说“有刘校长管着，我们放心。”而反过来，这又让父亲愈是不敢松懈，他常说，“他们这么相信我，要是没教好，哪对得起人啊。”前两天电话回家，闲聊父亲以前的工作，父亲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可惜啊，有些学生我没教好！”听得我心头一颤一颤，并不自主的想起因汶川而出名的“范跑跑”。

父亲一生走得正，站得直。印象中他从未求人，更不要说中国最常见的事儿——走后门了。那个年代教师子女总有很多考试优惠，并且可以优先安排教书、接班。可我们兄妹三人，却没有一个受过额外的照顾，我哥在东莞、我在长沙打工，我姐在家里带孩子，这对一个有着40多年工龄的特级教师、30年校长资历的家庭来说，是不可思议的。现在都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们兄妹没有一个教书？因为我的父亲，从来不会为我们去走后门、去送礼，他希望他的儿女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去生活，而很多机会，就这样被那些走后门、送礼的给拿走了（事实上，我们家族有较好的官场背景）。

以前很不理解，甚至认为父亲不会替儿女着想。可是后来，我发现父亲对我们的爱，比海深，比他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我考中专时，正逢教师子弟有委培指标，可以优先就读并安排工作。父亲第一次到处奔走，终于拿到一个指标，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不把指标转于他人。我倒不觉得什么，因为我不想如父亲一样教一辈子书，可是父亲后来对我说，当他转交指标时，他觉得自己很没用，很没用，为此他责怪了自己很久。

还有一件事，让我彻底懂得了父亲对儿女的爱。妈曾经告诉我，她说有一天晚上父亲喝醉了，去到学校操场坪边尚未修缮的危墙下，喃喃自语，“墙为什么不倒了，你倒了，压死我，我儿子就可以接班了！”我妈说她当时就哭了，我听后也流泪了，沉默了很久。那时我哥刚高中毕业，正是面临选择的时候。我的父亲，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原则去顺从潜规则，却宁愿用自己的生命为儿子换取未来的幸福！

也因为这样，父亲受到很多人的敬重。

在前几年村小撤并的风潮中，我们乡99%的村小被全部撤消，集中去几个中心小学就读。而我们村只有2个班、2个教师、不到20人的小学却被保留了下来，一直到父亲退休。那是乡镇教育长官对父亲的尊重。因为整整40多年，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从不送礼、从不马屁、从不谋私利的小学教师，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特级教师在一个村小呆上40年的坚持，他们看到的是一个16岁的青年在一片读书声中变成60岁的老人，他们很久以前失去的，在我父亲身上找到了。

从那时起，我才真正认识父亲，也第一次抬起头去了解父亲。随着对父亲的了解增多，我也看到了父亲身上的悲剧。

20来岁，父亲便是我们乡最出名的宣传员，写歌、配曲、拉二胡、画画、唱歌、写字、写文章，都是无师自通——直到现在，他的书法与二胡仍然相当出色。那时的父亲多才，心气很高，领导相当赏识，前途相当光明，却因为偷偷收听台湾广播，在那荒唐的年代被定性为我们县唯一的台湾特务，全县通报，即时抓捕，差点“吞了子弹，”从此断了前途。虽然及时平反，父亲却再也没有当年的锐气，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父亲借酒消愁，常常大醉而归，把痛苦藏于酒香。而后，父亲把他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兄妹三个身上，希望我们光宗耀祖，荣归故里，却因过高的期望，差点毁了大哥一生，造成他最爱的、最聪明的、曾经最值得骄傲的大儿子，一直在逃避与他相处。而我和姐姐，也只若常人，日复一日的平淡下去。

现时的父亲，与年青时判若两人，我已很少听到父亲弹起二胡，只有偶尔酒后，父亲才会像年青时高歌。他的理想、他的人生，被莫名其妙的“特务”拦腰斩断；他的希望、他的继承，在对大儿子的内疚中被活活淹没。

而现在，父亲对我的期望简单到只是做一个好人，他只希望儿子独立的活着，不负朋友，不负自己，常常在想，不管父亲一生如何起伏，百年之后也只是一堆黄土，少有人记得，但是父亲那些琐碎的伟大，却会一直在我心里，扎根，发芽，开花，结果。

谨以此文，献给父亲的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