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来岁的时候，社员群众“双抢”时，我们这些小孩赶着鸭子进了稻田，在打谷机收割过的地方，鸭儿一粒一粒地啄食着散落的谷粒。鸭子有了吃的，不会乱跑，大人便叫我们把放到在田里的一小堆一小堆的禾把子，摞至打稻机的两侧，又让我们递禾把子给打稻机手去脱粒。我觉得这种活不带劲，便要求踩打稻机，会被允许站在踩践踏板的两大人中间，拼命地踩上一阵，就累得不行了，大人只好让我这个夹骚牯下来以免碍事。为了放鸭的方便，也干过把捆好的稻草拖上田基的事。
有时，与同伴到一、二里外的地方取过清凉的井水，用小铁桶装着，以一根小扁担掮在两个小肩膀上送至大人身边。铁桶取水的一般是男孩，女孩则用热水瓶或是竹水筒打水。解了渴的大人会很高兴，连连夸奖我们懂事。
“双抢”期间，劳力紧张，生产队就启用了“童工”。12岁那年，我们被生产队编入到了“双抢”小组。我不愿意扯秧插田，一是手脚不麻利，活干得又丑又慢，二是插田的多为女性，不喜欢跟她们为伴。我被分到收割组（共两小组），主要任务是割禾把子。割禾的镰刀，铁制的、较为粗重的那种不大好使（铁镰刀），我喜欢那种铁皮较薄的，又轻便又锋利的镰刀（线镰刀）。
割禾的大约七人，大多为女性，而且是有点年纪的（稍年轻的会被安排插田）。生产队时，禾种得差，要杀好几株才能有一手，而打稻机那边动作快，我们要忙好一阵，才够脱粒手在打稻机上用的一手禾。有个年轻力装的小伙子是踩打稻机的主力，常常大叫：快点杀！快点杀！你们慢吞吞地，没禾把子了，我要摞人上机器了！这个时候，我与另一小孩就成了割禾救急的快刀手。
我们割禾的人中，大多数还是努力的，但也有两懒鬼。这两人一边割一边拉家常，而且不时伸伸懒腰，严重地拖拉了收割的进度。我与一比我小的同伴悄悄商量，整一下她们。我们拚命地往前割禾，头也不回，其他人的进度也较快，这二位就明显地抛在后边一大截。打稻机前的大人，就会吆喝她们搞快点，她们二位自然也不好意思起来，动作稍微勤快点了，但还是慢。遥遥领先的我们，这时便车回头，从我们所处的地方迂回来帮她们，等到她们赶上了，我们又拚了命地往前。天天用这种动作刺激羞辱懒虫，两人对我们很有意见，说我们搞英雄主义，把好好的稻田搞得缺缺蚜蚜的。
我年纪小，做事不怕苦，不怕累，连个遮阳的斗笠都没戴，背上布满晒脱皮后留存的白色斑痕，全身被火辣辣的阳光折磨得黢黑。那些在打稻机身边劳作的男人们都说我肯干，是个好孩子。
“双抢”过后的某天，父亲从大队开完群众大会回来，带回了一张奖状，一个新斗笠。呵呵，奖状上写有我的名字，斗笠也写有一排醒目的“奖给先进生产工作者”的红字。父亲很高兴，说是大队从来还没有为一小孩发过奖的事；我也很高兴，我的努力得到生产队社员的认可，很意外，事前一点征兆也没有，没听说要评我先进的事。
头一年，我评上了先进工作者，第二年“双抢”，当然仍会很努力，无愧这称号吧！以后我参加的“双抢”，尽管也一如继往地肯干，但没再评上过先进了。无所谓了，社员认可过，足矣！
那个年代，水稻产量很低，亩产五百来斤算是高产了，一般的也就只有三百多斤。我们这些收割的，猛，一天最多收了十亩稻田！种得太差了，很快就收割了一大片。人们累死累活，生产队仍然常年闹饥荒，直至普遍采用了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才得以告别那不堪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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