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父亲过年有两事犯难。
一是得置办几斤猪肉,要用来招待前来拜年的亲戚。遇上生产队杀猪,社员按工分和人头,可分得几斤肉。如某年宰杀的猪小(社员戏称萝卜猪),所得的肉就不多,父亲还要设法到市场上再买点回来。正月初一,全家可吃上几口猪肉,其余时日,要想在自家吃上肉,就不那么容易,有时母亲会把挂在横梁上的肉取下来,切一小块肥肉,用来煎油炒大白菜,不只是菜香,还能有油渣食用,也挺美的。
二是得换新装。那年月,人们穿衣换装,大多在年底,这是大事,也是一件犯难的事。首先,得有布票,有布票,还得有钱到供销社扯得起布。遇上家境不好的年份,父亲会把手中的布票卖给有钱人家,补贴家用,那就难穿上新衣了。母亲会选择晴好天气,把家人还不太破的衣服洗干净,初一早晨穿上,就算是着了新衣了。小时候,大人、小孩,无论亲疏,都会串门拜年,看到人家穿上新衣,当然是羡慕的。家境好的年份,父亲会尽量让家人都穿上新衣服。不过,家人要想全身换个装束,却并不轻松,有时只有新衣服而无新裤;还有,也不是全家成员都能穿上新衣,记忆中,有时母亲就没有。
即便是能换上新衣,父亲也是费了很大劲的。常常快要年关了,他才能把置办衣服的钱凑起,匆匆上邓元泰或是上七庙的供销社扯好布,找一裁缝,央求人家能在年底取到新衣。在约定取货的那段时间里,全家都在盼着过年时能焕然一新。年底做衣服的人多,有时父亲在给定的取衣当天空手而归,师傅忙不过来,让父亲改天再去。转湾头有一户人家,女主人是我们队嫁过去的,她开了裁缝店,父亲说,她手艺好,加工费也便宜,成衣的时间上也有保证,后来我家添置新衣服,父亲就找的她,这才免却了像此前那般来回奔走于大的裁缝铺的麻烦。
除新衣外,还得着新布鞋。布鞋不易做,首先得有麻线,母亲在自家自留里种点苎麻,长好后砍到弄回家,用水泡上几天后剥了皮,再弄成丝线。没种麻的年份,母亲便到市场上去买,买的麻线较精细,不如自家弄的麻线耐用。其次得有鞋底原料,母亲利用破旧碎布,以米酱一块一块糊好,粘贴在取下的门板上,放在阳光下晾晒几天,就成了硬硬的布片。入秋后,母亲就取家人的鞋样,开始纳鞋底。鞋底好了,还须穿上鞋衣,那时,鞋衣如能用黑灯芯绒做的,自然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最后的一道工序是裁切鞋边。
母亲常说,做双布鞋如修座房子,如果一家四口(奶奶的鞋由姑妈做),都在年底穿上新鞋,等于母亲独自一人建四座房子,辛劳可想而知。所以,并不是年年能穿上新鞋。我这一辈子,有两事愧对母亲,一是有一年春节,我穿上母亲做的新鞋,好像是我掉水塘里,弄得湿透了,我又急于穿,回家就把鞋放在煤灶上烘烤,恰好有人喊我出去玩,玩心重的我,把烘鞋的事搞忘了,等我回来时,一双新鞋化为灰烬。这下可闯了大祸,被我父亲痛打了一顿,母亲也很伤心。二是在她临去逝的那年冬天,还在为我做冬鞋,那双鞋其实她没有完成,只是做好了鞋底,其余工作是由我表姐完成的。布鞋后来由我表姐寄给了其时正在上大学的我。我收到鞋后,鞋底分明还有血迹印,那是得结核的母亲咳血时不小心留下的。我当然是感动得莫可名状,在学校围墙外,独自一人,悄悄地向着家乡的方向,泪流满面。
冬天,母亲还有一与脚上相关的事要做,那就是做袜底。那时,人们穿袜子,多为长长的棕红色布袜。底是不耐磨的,母亲就给它缝上袜底。这袜子,穿着穿着,容易缩进鞋里,母亲就让我们用橡皮筋将袜子套在腿上,问题就解决了。
一九八五年,我成了公家人,家里经济状况有了大的改善,穿衣着鞋才不困扰家人了。记得那年底,我上城头的百货公司给父亲、弟弟扯了新布,做了新衣,布料也不错,他们都很高兴。我还给父亲买了一双武冈产的毛皮鞋(父亲此前很羡慕人家穿这鞋)。无尽遗憾的是,我的母亲已于头年底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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