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青松老师上传的《红薯大丰收》,又不免生发出些感慨来。当年,我们吃红薯太多了,以致今天我对家人从集市上买回的红薯少有兴趣。小时以红薯代粮的记忆深刻,先前写过《青黄不接的岁月》,可参看。
为了使老乡,对红薯的传入、习性、作用有一了解,我从手头的几本方志中,辑出一些资料,草就下面这一短文。
红薯是一外来物种。据重庆乾隆《酉阳州志》载,红薯是明万历甲午年(1594)自吕宋(菲律宾)传入我国的。最初传入福建,渐及浙江、河南、山东、河北诸省。它的传入,对解决中国人饥荒、粮食短缺,促进人口的增长。功莫大焉。
红薯的传播有一老人功劳甚大。乾隆年间,山东、河南饥荒。80岁的福建人陈世元自愿携薯种前往山东、河南传授载种技术。乾隆褒奖,赐举人,并下诏倡导种植。从此,在北方普遍推广。陈世元老先生著有《金薯传习录》,对红薯的特点有一简略说明:“蔓延极速,节节有根,入地即结,每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
红薯在邵阳一带的种植情况,《宝庆府志》记载得很简单,仅一句话:“薯蓣,即山药也。”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道光贵州《兴义府志》称:“山药细而长,皮肉皆白,味淡;薯蓣形稍短,味甘,而皮有红、白二种,故俗有‘红烧’之名。”
民国《宜章县志》对其种植及用途记载较详:
清明时节截块埋种,春末剪藤分插。至夏季秋初,便会长得很茂盛,须剪掉一些藤叶,否则会因为藤叶过盛而致红薯不饱满。霜降前,可以采挖了。
红薯的品种,有红、白、黄心三种。冬季可以经久窖藏。农民靠红薯渡饥荒,有“红薯半年粮”的说法。红薯可晒干成片,也可以磨成粉。红薯还是酿酒的好原料,酒烈,不可多饮。红薯、藤叶可以喂猪。
嘉庆《常德府志》对天灾年月,红薯救荒的作用,有过说明:红薯遇天旱,抗旱性强,用点井水即可浇灌,遇到洪涝,水退后,其他五谷不宜播种,但可剪红薯藤插种的。发生蝗灾,庄稼荡尽,即使红薯藤叶被残害,因为薯根埋在地里,蝗虫奈何不得,待蝗灾过后,仍能生发新苗,结红薯。红薯可说是“救荒第一义”的宝物。
道光《永州府志》称山民都以红薯为粮。根据红薯的形状,人们称其为脚掌藷(又称脚板菽)、竹根菽。其他方志也有称草墩薯、长尾薯的。
西南山地多种之。莫友芝《遵义府志》称:红薯大的如鹅蛋,小的也有鸡鸭蛋大。“山农广种者,收多至三四十石,即煮以当粮。亦可切碎,和米作饭。”《兴义府志》说该地的贫民多用红薯代饭。民国《铜仁府志》称红薯当粮,白薯作蔬菜。道光《思南府志》、《松桃厅志》也载这些地方种红薯。
民国《江津县志》载,今重庆、四川一带的红薯种植得益于广东人曾受一。曾受一,广东东安人。乾隆三十年(1765)任江津县令(今重庆江津区,聂帅故乡),其时川内无人种红薯,他派人至沿海一带购买红薯种,并率夫人一道教百姓习种。贫困百姓“视之贵如米”。从此,红薯的种植由江津一带传播开来。当地百姓感戴他的恩德,为他建有生祠,直至民国年间,都在祭祀他。
红薯,不择地,山坡贫脊之地,都可种植,对季节的要求也不高,且耐旱。在红薯、玉米没有传入之前,古代中国的人口最多也就是一亿多一点,自这二样物种为国人所种植后,至清中叶人口很快就升至四亿多。品种革命贡献之巨,于此可见。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同样功不可没,国人至少不会再饿肚皮了。
题图窃自青松老师的作品,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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