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从梦中惊醒，窗外街灯摇曳。我起身而坐，梳理着梦里零落的片段，心中惊悸犹在，而枕榻上，已然有濡湿的痕印。
忽然想起孩提时的某个夜晚，半夜惊醒，脸腮上串挂的泪珠中依然闪映着我的余悸。门外虫蛙嘶鸣，而睁开眼看到的却是母亲温柔关爱的眼神。
“满（ma）崽不怕，妈妈在这里呢，月光爷爷也在看着满崽睡觉呢，满崽乖，满崽不怕、、、、、、、”
在母亲轻柔的张飞杀岳飞的故事里，我满足的沉沉睡去。
母亲，自古天底下最神圣的字眼，身体肌肤，圴发于父母。而我的母亲，却给了我两次生命。
八十年代初的某一天，我在父母的期盼和喜悦中哇哇出场，据说当时我已年老病重的奶奶也挪着颤巍巍的老步、拎了几只鸡蛋喜孜孜的从四叔家赶了过来。同时伴随我降生的还有院子里的另一个男孩，我的老庚，只是我比他冲刺的后劲强一些，早十五分钟看到了这个陌生的世界。
我是第三胎，属于超生，在给中年才求得一个茶壶嘴的父母带来莫大喜悦的同时，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很多的麻烦。
首先是父亲大队支书和民兵营长的位置被撤，再就是搞计划生育的所谓人民公仆在我们家重演了一幕鬼子进村的本该荧幕上才能看到的场景。手表、收音机、家俱、五谷肉菜无一幸免。当母亲的最后一件嫁妆------一个大红漆的五斗柜也被抬出堂屋门口的时候，父亲再也忍不住了，厚实的手掌甩了出去、、、、、、、
到现在为止，我的左邻右舍们依然清楚的记得这样一个场景：一个隆冬的早晨，被父亲抡了两耳光、踹了一脚的当时的马坪乡武装部长，把自己的配枪掏了出来，却被我的父亲又一掌扇飞，于时，两个人从堂屋门口一直打到下面的晒谷场，最后打进了晨霜未化的水田里。好在后来从部队退下来的二伯及时赶到，否则很有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早就骨头能打得鼓了，据说那个部长被二伯从泥浆里拉出来的时候，脸上都有点紫了。
那一年的春节，母亲从外婆那里借了三斤猪肉过了一个紧拙的年。而我，依然在襁包中接受着父母更加关爱的恩赐。
因为上头的两个姐姐已逐渐的懂事，所以，母亲把最贴心细腻的关爱拢在了我的头上。周岁过后，我已经比我的老庚高了差不多半个头了。我可以想像，那时的我绝不像现在的这样黑瘦猥琐，如同一颗被过了水的绿豆芽。
当然，太美妙的事物，老天爷是不能容忍放在尘俗中吸灰的，要么招入天庭，要么破坏掉。
一岁半的时候，我的前额上莫名的长了一颗黄疽子，起初是小小的一颗，母亲以为是我在外面玩的时候感染了毛气，不会有什么大碍。然而过了没几天，竟然长得如同一颗桃子，红红的直发着亮光。
这时候父母都急了，抱着我到处求药问诊。只要听到别人说有用的药物药膏，不管是内服的还是外用的，轮番上阵，慢慢的，我开始厌食，人也消瘦了下来，而那个该死的疽子，依然高傲的在帮我遮挡着难得的冬日艳阳。
西医和中医的争执也开始在我的身上展开，田塘大队部的黄先生主张开刀，一次了结。我的公公（父亲叫他堂爷爷）却主张由疽子自己化脓爆开后再上草药敷治，原因是我的那个疽子，长在了额角的大动脉边上，开刀风险太大。而那时我的前额，用母亲的话说我的前半边脑壳都快要化空了，肿得像个熟透了的柿子。
疼痛和不适让夜哭成了我的睡眠必修课，因为疽子随时都会化脓爆开，所以父母顾不得那时的煤油价格昂贵，坚持晚上点过夜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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