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人刘宰说我们武冈人“喜斗轻生”，事实上，也确如此。我们湖南人民风剽悍也渊源有自了。
北宋仁宗时，有一名杨文翊的为武冈寨兵马监押。他在任上不轻易用兵，对少数民族施以恩泽，讲求信义。百姓视其为父母。直至他离任，境内的少数民族，都没有反朝廷。
仁宗嘉祐年间，邵州武冈军人杨昌透反，朝廷命巨鹿人郭逵为荆湖南路兵马钤辖兼知邵州。郭氏进抵武冈军后，命令夜晚偷袭杨氏。黎明，便将杨昌透重重包围。杨氏登上营寨的高处，大喊大叫，指挥自己的人马抵抗。郭逵下令纵火焚烧寨子，并斩杨氏将雷铁城数人。在此情况下，郭氏劝杨氏投降。杨昌透说：“我平生勇冠瑶人各部，没想到如今陷入困境，我的才智骁勇还没有派上用场。我的失败，并不是我打仗不行。这样吧，我射您三箭，如果不中，我就投降。”郭逵说：“我进军的顺利，这是天意。无论你怎么样，都是无用的。”杨氏向他射了三箭，都没中。瑶人都认为郭逵有神助，就投降了。其他十余州不大归顺的少数民族，也都乐于接受中央政府的统治，主动交纳租赋，至此荆湖南路得以平定。
仁宗朝，德州人刘禹代理邵州武冈县长官，其时该县的部分瑶人（溪峒）焚毁百姓财产。刘君带了几个人，来到他们的老巢，晓以利害祸福。于是，头领杀了二个带头闹事的，这场变乱也得以平定。
长沙至邵阳间，有所谓的上、下梅山，此中多居有瑶族（莫猺）。宋朝政府严禁他们越出地界耕种，但他们并不听这一套，甚至招纳流亡相对抗。神宗熙宁间，有一叫蔡奕的人，建议说：“把瑶人地变为汉人地，并不难。只要笼络他们的首领，授予田地，政府加以资助（其时行王安石的新法，政府资助农民），让他们安居乐业，并建寨邑，置官吏，就能办到。”蔡君果真厉害，他招抚武冈瑶族等（峒蛮）达三百余族，数万户，每年可向朝廷纳赋以万计。又收缴他们的武装，并在武冈建武阳、关峡二寨。
南宋孝宗乾道年间，陈从古为荆湖南路转运判官，武冈军瑶人（猺人）凭借险峻的山谷，设瞭望哨，对抗官府。有人建议出兵讨伐，陈氏说：“连年歉收，百姓已饿得不行，他们也是为了活命。现在只要给他们一纸文告，就可安定局势。”他派遣官吏，将官府规劝他们不要胡来的公文送达酋长，瑶人就归顺了。
至淳熙初期，有武冈军人名郭三的，逃到瑶人聚集地，引诱头领姚明教，不服朝廷管辖，并派人烧毁来威、零溪两寨，杀戮人民，官府劝说，也无济于事。孝宗朝，主政武冈的承议郎郑汝谐恩威并用，瑶人乐业。淳熙八年（1181）朝奉郎卢邃接任，仍然沿用郑氏政策，武冈境内平安无事。光宗绍熙元年（1190），陈傅良曾说知武冈军的王公弼，很有政绩，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读书人、士兵都很服他，瑶人也没有不听命的。绍熙三年（1192），溆浦的瑶人（蛮猺）作乱，波及武冈，知武冈军汪义和大修武备，允许卷入逆乱的人悔过自新。武冈因此没有受到大的影响。
两宋时，最大规模的瑶人反事，即高宗时的杨再兴之乱。朝廷担心其演变成燎原之势，有类洞庭湖边的杨么，故力剿之。我已作文说及，不赘。
好斗，有的也是迫于无奈，是由官家引起的；诚如另一个南宋人汪塤就武冈的情形所说，“吏廉则边安”。只要官府处置得好，动乱也是可以平定或预防的。知武冈军的也有一些能人，如上文所说的王公弼、汪义和之善抚瑶人；又如宁宗嘉定间知武冈军的卫德章，平易便民，也深得百姓爱戴。
附：
文献中称猺或徭当为瑶族，无疑。但文献中有时也称溪峒，指称较复杂，古代指今部分苗族、侗族、壮族及其聚居地区。但据《宋史?蛮夷传二?西南溪峒诸蛮下》：“湖南州县多邻溪峒，省民往往交通徭人，擅自易田，豪猾大姓或诈匿其产徭人，以避科差。” 所谓省民，即汉人。可见，溪峒即指徭人，湖南境内主要还是徭人，故而我文中也直接以瑶族称之。是焉非焉，然不敢专。为了避免我的误解，文中将文献的原称以括号标出。读者自可判断之。
参考文献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九十七《左班殿直杨君墓志铭》，上海人民出版社本。
范祖禹《范太史集》卷四十《检校司空左武卫上将军郭公墓志铭》，四库本。
刘挚《忠肃集》卷十二《直龙图阁蔡君墓志铭》，中华书局点校本。
黄庭坚《山谷集》卷二十二《朝奉郎通判汾州刘君墓志铭》，四库本。
周必大《文忠集》卷三十四《朝散大夫直秘阁陈公从古墓志铭》；卷139《乞申严谋入溪洞人法》，四库本。
蔡勘《定斋集》卷二《臧否守臣奏状》，四库本。
袁燮《絜斋集》卷十八《侍御史赠通议大夫汪公墓志铭》，四库本。
陈傅良《止斋集》卷二十《湖南提举刺列郡太守状》，四库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