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兄的文章触动了我。二十年前，我与邱兄一同在重庆的一所高校里读研。我常走的路线是武冈—邵阳—娄底，再沿湘黔线，经贵州抵渝。回故乡倒不怕，可以弄到座签。由家乡返校时，一路很艰辛。李白有语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虽然有了现代文明，但进出四川、重庆并不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交通并不发达，无高速公路，出川的列车都是单轨。巴蜀是中国民工最为集中之地。寒假时，是民工返乡过春节的季节，火车超员现象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想像得出的。大量民工返乡，东南沿海一带的劳动力市场相对富余，蜀中民工为了找到一份较好的工作，春节前就逆向行驶至那些地方。这人流中还夹杂着一部分没有返乡的民工的亲属，他们是前往子女父母所在地，去欢度春节的。再加上学生流，本就运力紧张的铁路就更不堪重负。秋季开学，乘车虽说要好点，但也经常是要站到贵阳，有时甚至更远才能弄到一座位的。
乘车之苦，早就领教过。但最让我铭心刻骨的是一九九八年的春节回乡一事。我和妻子回乡探亲，我们是事先就买好了有座签车票的。不过，仅是硬坐票，这还是托一在市总工会工作的同学弄的，来得并不容易。手中好歹还有一张票，凭经验是完全可以有座位的。这车是从达州开往广州的，本已拥挤不堪。我们上车后，傻眼了，这车的座签全被撬掉了。我们的座号已被他人占了。我拿着车票，请民工兄弟让坐。民工兄弟不让，说这车本就没有座签，你能说这位子就一定非你莫属！好说歹说，最终结果是挤着一块坐。二个人的位子，当然不可能四人挤在一起，我只好与妻子轮流换乘。车上极为混乱。过道里、厕所里、座位底下到处塞满了人。
这是一个夜晚，火车是零点48的车，到站时已是一点半左右，约二点才开车。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我的印象是特别的深刻。时间虽已过去了十多年，但岁月似乎就定格在那一小段时间！
那一晚，我几乎没有打过一下盹。快到遵义时，天早已大亮了。我试图补卧铺。穿行在过道里，极为艰难，双脚要跨过一个挨着一个的人头，好不容易才到了9号车厢。那里早已聚集了一大堆人，都是要求补卧铺的。工作人员说没有了，如果大家愿意改善乘车环境，可以到卧铺车厢里去。我当然愿意，掏钱过后，弄了两张票，再艰难地回来叫上妻子。在列车人员的引导下，来到了卧铺车厢。这下，我才明白了，工作人员除出售了车厢里的小座位，还把下铺也派上用钱了。下铺根本就不卖票，而是当成硬座出售了，坐四人。我们就这样呆在那个地方，直到怀化下车。
找到这么一个处所后，我们已经很知足了。卧铺车厢外的农民兄弟的处境比我们更糟糕！
由于有回乡时的那一段遭遇，那一年的春节，我们过得很揪心，始终在考虑回程的时间，以错开人流高峰。我与妻子决定初五出发。由于我家地处乡村，我们只好初四下午就赶到了十余华里外的县城，在一同学家住下。我六十多岁的老父亲，虽然极为不悦，最终还是理解了我们的苦衷。本打算初五清早从武冈乘汽车到怀化的，由于大雪封山，必经的雪峰天险过不去了，汽车不能通行。我们只好改走邵阳，到邵阳后，又乘汽车于下午五点至新化（罗盛教的故乡）县。好不容易，买到了由长沙开往重庆的临客（慢车）车票，依旧无卧铺，至贵州凯里时才补到了票。此时，距我们上车已十多个小时了。一路颠簸，加之，天寒地冬，我上车时就已有点感冒，一路走下来就更加严重了。至重庆后，赶紧上校医院打点滴，一个星期后才得以康复。
这一次乘车的经历，使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害怕再坐火车，也害怕春节回假探亲。
我的乘车之苦，与农民兄弟比较起来，算不了什么。有一次，我从怀化乘车返校。那是八月底，尽管已是秋天，但天气仍然很热。有一民工，约五十多岁，是从福建打工回四川的。没有座位的我，与他挤在车厢过道的厕所旁。他一路喃喃自语，当然，也像是对我说的。我了解到，为了给两个小孩找学费，他只好出来打工，有一年多没见小孩了，开学在即，想回家去看一看，也给他们带回了点学费，想不到在金华时竟被人摸了包。说着说着就开始哭起来了。他又说毛主席如何如何好，社会风气好，少贼娃子，又说×××如何如何不好，说到激动处，竟高呼口号“打倒×××”！他的高呼，引来了众人的侧目。有时，乘警从旁边经过时，他就说有坏人要来害他，紧紧抓住乘警的手不放。民警说他已经精神失常了。他的错乱，我想与他丢了娃娃的学费钱有关，列车的拥挤不堪、气候的炎热也同样刺激了他。
快到遵义时，他的情绪更加焦躁不安，不时地说有坏人要来害他，并说要下车。害得我不敢靠近他，以免被他视为坏人。乘警知道了这种情况后，想把他弄到一个环境较好的地方，他不愿离开，并说乘警就是要害他的坏人。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乘警只好用绳子把他的手脚绑起来，并把他弄走了。为了证明乘警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采取那样的措施，他们让我写了一简短的证明材料，并让我留下了联系的电话号码、单位地址。后来的情况我就不得而知了。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我的一表叔曾对我说，农民不是人，是奴民。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生活水平好了，社会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我承认，确有这种农民。这部分农民依靠的是区位优势，或地处沿海发达地区，或紧邻繁华的都市。但毕竟只占农民中的一小部分。农民兄弟中的绝大多数仍然生活得苦。我始终以为中国最苦的是农民，其次是工人。我的朋友邱先生说，“民工潮”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绝不亚于工业革命时代把农民赶进城里的圈地运动，他相信后来的历史会为他们大书一笔的。
好在党和政府已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民兄弟也从中得到了不少实惠。但愿他们的生活从此有一新的开始，跟上整个社会前进的步伐！
这段时间，被风雪所困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兄弟。一年到头，有的甚至是好几年了，他们才好不容易有了今年回家的机会，以尽到为子女之孝，为父母之责。可现在只能在汽车里、列车里，透过玻璃门窗，无助地极目远望故园。
但愿老天开欢颜，能让他们早点回到苦苦思念的亲人身边！